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从作者自己的童年写起，讲述了父辈们坎坷而平淡的一生，把读者带回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很多看过该书的读者都认为，读《我与父辈》流泪是正常的。该书打动读者的原因，是书中传递出的大爱和大孝。 　　日前，作家阎连科最新作品《我与父辈》出版。书中传递出的亲情与大爱，对社会日益发展而亲情日渐稀缺的当下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阎连科，追问作家灵魂深处的感动。 　　关注父辈重审亲情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等。 　　这次，他的新作《我与父辈》与以往有所不同，该书不再是小说，而是一部家族散文。 　　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 　　谈及创作该书的初衷，阎连科表示，四叔的死和妹妹的问题，使自己对之前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妹妹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 　　也就在那一刻，阎连科意识到，去追究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是自己不能逃避和躲开的任务。 　　在书中，阎连科写父亲去世前，自己没能花10元钱让电影放映员来家里放一场《少林寺》。在父亲死后2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为此自责；写自己当兵离开家乡，在父亲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而把所有的重担留给得病的父亲…… 　　对家人的愧疚感，让阎连科感到：“孝字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那样陈旧和浅贱”，尽管“在我们一群的同辈和孙辈中，有的孝顺得堪称旧传统的楷模和榜样”。 　　因此，阎连科在忏悔中，更多将矛头指向了导致传统伦理日益式微的现代社会，“对物质和欲望的膨胀，悲伤已经被挤进了生活的缝隙中，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开始荒芜。” 　　不是转变是对写作的回归 　　在出版界，阎连科被称为“中国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曾获无数好评，其作品要么在主流文学界获得大奖，要么会引来一片争议声。  　　2004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怪诞的风格，造就了当年出版界年度热销书。 　　去年，其《风雅颂》因有诋毁北大之嫌，引起争议。而他，却始终坚持自己文学创作道路，抒写自己的心灵轨迹。 　　如今，《我与父辈》的写作，阎连科放弃了他原有绚丽的文字，放弃了他对荒诞现实的批判，只是以平淡的人物、平淡的记忆，以至平淡的文字，把自己的点滴回忆呈现给读者。 　　阎连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并不是一种转变，可以说是对写作的回归吧。不靠煽情的故事，有的只是平常日子中人生的点点滴滴，命运中的跌倒爬起和日出日落。我也认识到，世俗的、日常的、伟大的爱对于写作十分重要。爱不单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人类存活着的力量。” 　　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断痕 　　《我与父辈》面世后，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感动、热泪，是读者对该书评价中使用最多的字眼。 　　《我与父辈》书稿完成后，阎连科在第一时间把书的电子版发给了儿子，“儿子看后给我回信，内容很简单，他说，‘爸，我看完了，掉泪了’。” 　　儿子的话让阎连科觉得很高兴，“因为儿子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辈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明白当今幸福的意义。” 　　一些80后、90后的读者看完该书后，同样会泪流满面。 　　阎连科说，“每个人的父辈不尽相同，但父辈所给予子女的爱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时代不同，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可以试着让年轻人去了解历史的断痕。因此，我建议，年轻人不妨多和父母进行交流，也有必要去了解父辈们之前的生活。” 　　 　　 　　 　　阎连科答《海南周刊》记者问 　　写这本书我泪流满面 　　海南周刊：《我与父辈》是一本很感人的书，不少读者看后都会流泪。您认为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我想，是亲情、爱和善良，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打动了读者，同时也让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泪流满面。 　　写这部作品，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最想要表达的是平实和真诚。这和以往写作时对文学方面注重不同，放弃了那些技巧和华丽的东西，完全回到了最基本的现实，回到了20多年前的现实中。让最初的那些世俗回到灵魂中去，就是书中所表达的内容。　　 　　海南周刊：您之前的作品，大多是在现实背景下讲述荒诞奇异的故事，而《我与父辈》在创作风格上，较之以往却有很大不同，您是怎么考虑的？ 　　阎连科：这本书是我的家族散文，在写作方法上，更多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回归吧。 　　如果说有设计，那就是不做任何追求，包括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 　　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希望我的读者看到另一个阎连科，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阎连科，我也有通常的一面。 　　海南周刊：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纪实”性，您与父亲之间发生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阎连科：书里面写了不少我与父辈的故事，我曾给父亲买过一把剃须刀，就是这把刀他用了10多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它放在了父亲的棺材里。 　　还有一件事儿，我之前曾发表过一部小说，当时的《河南日报》把它的目录登了上去。在我们农村，有拿报纸糊墙的习惯，父亲就把这张报纸贴在家里的墙上。两年后，我回家时，看到报纸上满是被人指指点点留下的印迹。在父亲眼中，我能写东西，并能把这些东西变成钱，对他来说是很安慰的。 　　海南周刊：您是否担心青年读者，尤其是90后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 　　阎连科：今天的孩子，和我们那一代在20岁左右，区别非常大。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更多要承担沉重的家庭义务。而今天的孩子，他的肩头上没有生存也没有活着这样沉重的东西。 　　如果这本书80后、90后读者不爱读的话，说明我们的时代确实有断裂的问题，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这本书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每一个孩子都不能不知道他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应该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与经历。90后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在我看来，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不要说与他们生活没关系的，就是父母，他们也没有多少关心。 　　如果这样，这代孩子应该从了解父母开始，不是让他们还父母的爱，而是，我们不能对父母与长辈如此冷漠。 　　图片摘自《俺爹俺娘》 焦波著 　　Q&A 　　《从绿到金》 丹尼尔·埃斯蒂  安德鲁·温斯顿著  中信出版社 二OO九年六月 　　《我与父辈》 阎连科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