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人物的背后，是一间茅草屋，门口“文化夜校”的牌子清晰可见。走出教室的学员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前面两位身穿苗族服装的少女，兴高彩烈的面容透着些许羞涩。 　　可以看得出，他们刚刚下课，还沉浸在学文化的喜悦中，从他们的表情似乎可以读出这样的潜台词：我又学会了一个字！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照片没有作者的署名，但《海南志———农垦志》中标明，这是海南中瑞农场1950年代大扫盲中的一个场景。这个画面，正是1956年在全国开始的轰轰烈烈大扫盲运动中的一个缩影。 　　“我就是那个姑娘” 　　根据照片提供者欧宗文提供的线索，记者联系到中瑞农场原宣传科长李海球。 　　“没错！没错！”他肯定地说，这就是中瑞农场的图片，而且最初是他提供给农垦总局的。李海球还说，那个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农场的苗族队南岭6队，而且照片中的人物，有的还健在。最前排右一那位苗族姑娘，名叫黄运波，后来嫁到南岭4队。 　　驱车爬了13公里山路，记者终于到了母瑞山深处的一个苗寨———南岭4队。 　　凑巧的是，村口一位正修摩托车的小伙子，看了照片惊讶地说：那不就是我妈妈吗？ 　　小伙子带我们走进一间瓦房，里面坐着一位阿婆。她看到记者递过去的照片，马上兴奋起来：“对啊！我就是那个姑娘”。老人拿出老花镜，仔细辨认照片中的人：中间穿背带裤子年纪大些的人，是队长黄开光。队长右边个子高些的，叫黄文林。遗憾的是，现在他俩都不在人世了。 　　队长左边那个乐呵呵笑的年轻小伙子，叫盘学民，目前在农场的南岭3队。   　　年过六旬的黄运波阿婆手拿照片，仔细端详照片中自己旁边那位姑娘，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走进里屋拿出一个袋子，里面是一套苗族服装。她把帽子戴在头上，竟与照片中的帽子一模一样。 　　“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拍过照片。”黄阿婆说，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过这张照片，确实很高兴。 　　提起当年的扫盲，黄阿婆说，她以前一个大字不识，也不会算术。通过上夜校，不仅第一次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能读书看报了。她还记得，学员们每天晚饭后，都高高兴兴来到夜校学上一个多小时。屋子里满满的，能坐近50人。除了学文化，还学唱歌。教员有好几个，她还记得队里的司务长也给大家上课，他叫陈明宇。 　　工人农民识字各有标准 　　在旧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因失去学习机会而大部分沦为文盲。新中国成立时，全国6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就不能在文化上翻身。要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扫盲。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场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扫盲运动。 　　1956年3月，国家成立了以陈毅副总理为会长的扫盲协会，协助政府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制定计划开展全国范围的扫除文盲工作。由于组织有序，群众积极参与，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又联系实际，特别是人们把文化翻身看作是政治上解放的延伸。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扫盲教育中来。 　　到1956年11月，全国接受扫盲教育的人数达7000万人，其中农民6200万，职工3000万。 　　共青团组织是当时扫盲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领导者。以广东为例，70%左右的工农青年和60%左右的青年团员是文盲、半文盲。当时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提出要在2年内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3年内扫除职工中的文盲，5年内扫除农村及市民中的文盲，并在扫除文盲基础上发展正规的业余小学、业余中学和业余大学，以提高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今年78岁的原西流农场党委书记林庭军说，他当时就在农场团委当干事，自然成为扫盲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不仅要组织，还要亲自当教员。由于他是南方大学海南分校的毕业生，所以他教高小课程，当时还有教科书。 　　林庭军还记得，他教过的一个学生名叫陈玉鸾，有了文化后，当了农场的卫生员。 　　资料显示，在海南，扫盲主要以14岁到54岁的人群为主。其中规定农民至少要识字1500个，工人至少要识字2000个，这是标准，也是政治任务。 　　每人包扫两名文盲 　　66岁的退休干部陈献杰说，1956年时，他还在临高县的加来上小学，但他的父母都参加了扫盲学习。数字是从1、2、3、4学起，语文是从自己的名字学起。 　　当时开展“万人教、全民学”运动，要求识字的人都来教人识字，每人至少包发动、包教学、包扫除两个文盲。中小学校特别是乡村小学要成为扫除文盲的基本阵地，教师做辅导员，学生做小先生，所有下放干部尽力协助当地农民开办民校，帮助农民学习文化。 　　上级还要求教师和学员要用苦战精神勤教勤学，做到“不忙多学、小忙小学、大忙抽空学”，“工前工后学、会前会后学、抓紧时 间学”，并且大胆创造，改进教学方法，力求达到学得快、记得牢，加快完成扫盲任务。 　　那些达到扫盲毕业标准的人，还要继续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天天读报看书。 　　今年81岁的离休老干部梁桂花，14岁就在琼海参加地下党。1952年，她随琼崖纵队27团编入林一师，成为海南农垦第一批拓荒者。 　　她以前虽然识几个字，但看不了报纸，是1956年的扫盲运动，使她在加来的干校学到文化。从干校毕业后，她由卫生队护士，提升为红岗农场妇联主任。 　　“有了文化，心里亮堂许多，因为看的书多了，懂得的道理也越多。”梁桂花说，是扫盲改变了她的命运。 　　相关资料显示，1956年3月上旬，扫盲运动在海南全岛开展，海南有19万工人和农民入夜校学习。扫盲使许多人像梁桂花一样，走上干部岗位，有的甚至成为领导。扫盲还使更多的人民群众有了文化知识，成为各自岗位上的骨干。 　　半年学会读报写信 　　75岁的农垦退休干部梁国辉，1956年时在红明农场亲历了扫盲运动。他说当时的海南农垦工人，有的来自部队，也有许多来自农村，文盲和半文盲很普遍。扫盲工作在农垦全面展开，各农场都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或扫盲工作领导小组，在各生产队普遍开办文化夜校，配备文化教员。 　　夜校也是茅草房，门口都挂着文化夜校的牌子。每到晚上，劳累一天的人们不顾疲劳，来到夜校补习文化。那时候照明用的是气灯，照明效果很好。 　　他还知道，各地广泛组织青年扫盲队，组织民校、记工学习班、识字小组，包教保学的教员或辅导员，通过“亲串亲，邻串邻，知心串知心，干部串群众、学员串学员”办法，动员群众入学。 　　在海南文昌，扫盲队把不识字的痛苦经历编成琼剧，通过演出教育农民。教师进行包教工作，布置识字环境，开展各种识字教学活动，如以物认字、看图识字，建立路边识字站，黑板下田。文昌的做法和经验，还被写成广东的先进材料，被记者写成新闻进行宣传。 　　据1956年的统计，当年海南农垦有职工3.17万人，参加文化学习的有2.16万人，其中参加扫盲班的1.4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46.1%，有文化教员1528人。 　　经过半年多学习，曾是文盲的至少认识几百个字，不少都可以写信和读报纸。 　　到1960年，海南农垦全局有职工13.6万人，文盲4.8万人。于是又提出扫盲问题，开始新一轮扫盲，但仍然是以注音识字为主。  　　老干部陈明达认为，别小看了扫盲工作，它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十分重要。在全国来看，对后来的新中国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拿他自己为例，有了文化以后，境界高了许多，对工作的促进作用超出了他的想像。 　　（本报定城8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