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 　　2009年10月27日上午(美国加州时间26日晚)，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逝世。当时笔者正在畹町一带的滇缅路采访华侨机工奋斗史，但唐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是因为，文坛友朋，不少人知道我是铁杆的“唐迷”，所以我虽处崇山峻岭之间，还是接到西安、北京、沈阳等地的手机短信，得知先生仙逝，心情不禁黯然久之。我在追踪华侨抗战的踪迹，而唐先生正是研究华侨历史的大家，他认为晚清以降的近代史上，华侨所受的苦难是远在美国内战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之上的，华人对祖国、对世界均贡献极巨……  　　学术畅销书作家 　　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文化界，所受海外学者的影响，当以唐德刚和黄仁宇为最。 　　黄仁宇1918年生，2000年去世，活了82岁。唐德刚1920年生，2009年去世，活了89岁。黄仁宇南开大学肄业后，待在部队中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唐德刚则在中央大学毕业后，短暂参军，所以他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五战区的小兵，也属李宗仁的部下。 　　他们两位年相若、道相似。他们最直接的学术资源养分，来自于民国初期成名的一代史学大师，如钱穆、陈垣、柳诒征、朱希祖、萧一山、缪凤林、郭廷以、向达、陈寅恪……他们都在1940年代后期相继赴美，留学兼打工。黄仁宇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至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唐德刚则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其间曾任纽约文艺协会会长。 　　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以及三联书店推出的《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唐德刚的代表作《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战争与爱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史学与红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缘与人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代以来，均在祖国内地呈畅销不衰之势头。一印再印，多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总是供不应求。近年来文化界有读史热、写史热、讲史热，诸多中青年学人热衷于模仿他们两位的笔调，一时蔚为奇观。 　　始终不渝的爱国者 　　1970年代初期，唐先生回国探亲，他是尼克松访华后，被最早批准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学者之一，改革开放后，他又多次归国，先后在中国社科院、复旦、南大、北大等多所大学讲学，或参加专题学术研讨会，并被多家大学等多所高校聘请为名誉教授。 　　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以七十年代初华侨归国访问的见闻故事为引子，倒叙写出近代以来的国事。故唐先生自称“唏嘘客”，其中有他自己的影子。特别是叙写抗战期间民众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被称为“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的胜利，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将这种抗战精神写得淋漓尽致。倘若《晚清七十年》是思想的巨人，所带来的是思考的快乐，则《战争与爱情》更多的是再发现的快乐，作者那跳脱、境界全出的文字，几乎是把活生生的历史“放映”给我们看。 　　唐先生的爱国情怀始终溢于言表。他是“一个中国”的坚定支持者。前些年，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对侵华罪行赖账，甚至在其课本中抵赖南京大屠杀，于是唐先生愤慨中参与发起在全球征集一亿人签名要求日本偿付战争损失的运动，公开倡议每年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举行纪念受难同胞追念会，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 　　1990年代后期他飞往台北，参加一个有关中国统一的活动，一些死硬的台独分子在中正纪念堂前闹事，问他同意不同意台湾独立的主张？唐先生立加驳斥，台独分子挥拳打在他的嘴角边，血丝顿时流淌下来。他那颗充满忧患的中国心，时时在滴血…… 　　史学成就一瞥 　　历史往往以冰凉的统计数字出现，而在冰凉的数字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活生生的生命的血泪故事。唐先生的如椽大笔，就有力量将数字生命化，将概念具象化，因而极具震撼力。 　　唐德刚先生不仅是思辩、考辩的大师，他更强有力的方面在于，他善于把他的历史见解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泼泼地结合起来，在多头绪而又极清晰的考辩中，辅以现代思维，其间包括对以十九、二十世纪为中心、辐射文明全史的各种政治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民族、国家、社会的通透解析。唐先生逶迤连绵的文字起伏，也导引出关于世界潮流顺逆的取向和价值圭臬。 　　史学中人，其下者，疏于史料，而以主观冥想代之；或无视史料，霸王硬上弓，以专断心理而猜测之；或虽资料山积，却盲心瞽目，入宝山而空回，致事实湮没真相远隐。 　　唐先生对资料的占有，真可谓盈尺累丈。为人所忽略者，他以极敏锐的观察力刮诟磨光；普通公认大事而易见之史料，则炯眼达识发明幽微，仿佛人工呼吸，顿成一强大之活体，又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史迹因果连属复杂情事遂由隐而显。唐先生的这种史学怀抱及眼光，诚如梁启超所说“乘飞机腾高空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从太平天国直到西方百货商店的橱窗，再到近现代转轨的痛苦过程所论所述直到举隅，无不大开大阖，形成一种分析学上的链齿咬合的履带式结构，而历史歧途的重大性、致误的病根、病灶遂浮上前台。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打通，更是事象本质的辨证会通。 　　口述历史的重要推手  　　唐德刚先生说，“我们谈口述历史与文学，应先扩大来谈文学与历史，才能厘清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编了十六字真言来涵盖文学与历史，那就是：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史学与文学》）。其间所包含的辨证精神，有烛照燃犀之效。1950年代，唐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代表该校“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与滞留海外的乡贤胡适，进行中国“口述历史”研究访问计划，辅助胡适作英文《胡适口述自传》。其后又有费时多年的《李宗仁回忆录》，并且协助中国外交界元老顾维钧，利用私人所收藏档案、日记等材料，撰成三百万字的煌煌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李宗仁回忆录》远非文史资料型的回忆录可比，它也是口述历史开山之作，然就成书而言，撰写者与口述者所耗心力，为九成与一成之比。该书文笔灵动传神，兼有《左传》、《国策》的长处，其中又时时插入现代政治、经济、军事理念，内涵丰盈。在长达几百天的采写、商洽、构思的日子里，李宗仁先生也每每为之拊掌称佳。 　　这当中，可见其鉴别判断发挥之能力已非前人所能及。尤其如先生直接主持顾维钧、李宗仁等民国史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此事为现代史学的绝大创辟。诸多掌故在他安顿驱谴之下，早已超越但博听者一时好奇之格，而臻登堂入室之境。 　　唐德刚先生天性幽默，出语诙谐，妙趣横生，他自谦：“活在别人的历史里。”他的同辈文友很多，晚辈中拥趸甚众，而他和老一辈的关系，也往往从访谈对象变成好友忘年交，同顾维钧、李宗仁、胡适如是，和张学良的关系亦然。因拜读李宗仁回忆录而动念，1990年，张学良派人请来唐德刚，经多次交谈，包括越洋传真提纲，终于完成厚厚两大册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该书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不过因唐先生年老体衰，该书是在他人协助下完成的，张氏的口述，随兴而谈，口无遮拦，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倒也趣味盎然，只是史学价值要打些折扣。 　　明珠走盘的行文风格 　　唐德刚先生著作陆续推出，史学界多年因各种心理背景而造成的附会聚讼遂得扫荡清理。一般史学著作，文字技术能与学识经验相副相得，已是凤毛麟角、谢天谢地了。德刚先生落笔，无论他怎样的驱谴--《胡适杂忆》是以注释形式出之，《胡适口述自传》则综合胡适为轴心的社会文化情形，调和鼎鼐，《晚清七十年》以导论连环结构扣紧、散开、收束、放射，总体上议论周匝，文字雅健。他的老友周策纵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他笔下的考证与分析，往往天然融贯一体，无论怎样的繁征博引，最后俱归于题中，种种繁密材料及其包隐之事理，无不丝丝入扣照顾得条理井然。谣谚，训诂，掌故，史事措置学术观念，政体优劣，远如秦汉古希腊，近如一、二年前社会时势所抽绎的熟语俗话，百花招蜂般吸附在他笔下，左右逢源，涉笔成趣，每能贯穿多卷本巨著，笔力始终不稍衰。令人读之欲罢不能。 　　职是之故，“唐体文”辄有一种魔力，升降沉浮，起落自在，指挥如意，一切吾侪心中略有所感、朦胧成相的依稀观念，俱见之于先生笔下，清晰、立体、宛转、淋漓尽致，文字驱谴的鬼斧神工，唯释家“不可思议境”差可形容，读者又岂能不于展卷之余为之浩叹而生无限的感慨呢？ 　　作为物质肉身的唐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作为精神学术的唐先生，必将通过文化的薪火传承，产生更深入的影响。   　　10月27日，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唐德刚先生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的唐德刚先生，旧学邃密。1943年毕业于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后赴美国深造，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兼任哥大东方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领导，对口述历史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唐德刚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他活在别人的历史里，别人的历史也活在他的笔下。  　　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史学大家。   　　唐德刚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