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4版) 　　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就以独特的眼光作这样的观察：“为了和平统一台湾，北京官方认为，他们有必要表明自己能够把海南管理好。” 　　1983年1月21日，谷牧在海南听取海南行政区党委、行政区公署关于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的汇报时，因当中讨论到海南岛的优点之一就是交通方便，海南建设可以利用海运方面的条件。世界上所有的海岛发展都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交通方便。台湾省的发展也是如此，便于物资、资源的进出。因此，谷牧说，海南岛的开放，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有些资源条件比第一大岛台湾省还好。但是，经济发展不快。多年来的工农业总产值的人均水平，居全国倒数第几位；比全省的平均水平差距也不小。 　　这一番话，是开始把中国的第一大岛、第二大岛资源状况、发展程度直接联系比较起来。这样，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把海南岛的开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海南赶台湾的话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年底，谷牧再次来海南视察工作。12月1日，他在东方县八所镇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把海南与台湾联系比较起来。他说：海南是我国的第二大岛。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至今还处在这么个落后状态，内外都不满意。台湾也是我国的一个大岛，面积比海南大那么一点，人口比海南岛多。那个岛是蒋介石、蒋经国管的，三十多年来发展比较快。虽然，他有过去日本侵占时期留下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要快得多。今年初，中央领导视察海南后，决心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对巩固国防，实现祖国统一也关系重大。 　　因为这是对记者发表谈话，是公开比较海南与台湾，也是间接阐述11号文件精神，从中更加明确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重大意义。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写到：“雷宇初到海南，提出了一个海南追赶台湾的宏伟设想。1983年，在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雷宇对我畅谈了海南追赶台湾的的具体设想，使我感到设想既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题为《海南岛怎样才能赶上台湾？》的访问记。” 　　这里又有一个背景。1983年2月11日，正在海南视察的胡耀邦，在同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或者说回答了海南赶台湾问题。他说，就海南32年的发展来看，对成绩不能估计过高。不管哪一方面，距离海南人民的希望还差得很远，我们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很不相称。海南的地理条件和台湾差不多，但经济是一比十四，你们心里有这笔账，是很大的一笔账。18年要接近台湾，要翻多少番？（插话：四番。）那是赶不上的。（插话：台湾现在平均国民收入是2600美元。）再加个18年能不能赶上呢？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中央给你们政策，希望海南尽快富裕起来，但能不能尽快富裕起来，还要靠广大干部的努力。这个要公开和干部讲。 　　由这段谈话看出，胡耀邦是同广东、海南的负责人讨论“赶台湾”的问题。要不怎么说“你们心里有这笔帐”？更何况还有海南与台湾的经济差距是“一比十四”的量化指标。而说“18年要接近台湾”的话，那是当时说此话时距20世纪只剩下18年了。 　　当然，胡耀邦同接下来的万里一样，对“赶台湾”有其独到的理解。“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这是很恰当的理解。 　　这一系列背景之下，终于1984年邓小平说出一句给海南人民带来很大鼓舞、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带来重大影响的话：“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6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1984年元月，邓小平到南方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视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 　　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座谈，内容是关于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 　　讲完这些“放”的设想后，邓小平话锋一转，说出一句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带来重大影响的话：“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这句话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是一直以来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回忆录等途径加以“求解”。今年初《谷牧回忆录》出版，终于确证，“总设计师”是说了这句话的：“在当年2月14日（应是24日———引者注）小平同志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特区和开放工作时，确曾讲过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当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为了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作出了扩大特区范围，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决定。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当时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说，中国决定把沿海的十四个城市向外国商人和投资者开放，许多外国人说，这个行动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国外的评论还这样说，开放整个海岸，是邓小平跨出的惊人的一大步。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是中国从1757年以后的第一次开放。 　　这次座谈会，本来是研究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问题，但对海南岛问题会议纪要中也专门写了一段，标题是：“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全文是：“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海南岛孤悬海外，经济落后，1983年发出专门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国务院各部门、广东省和海南驻军，从各方面积极支持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并且安排了一批急需的建设项目。当前要帮助海南把港口和机场的扩建，铁路的联接，煤矿、电厂、电讯以及旅游设施的建设及早抓上去，还要抓紧研究利用莺歌海的天然气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问题。海南行政区要抓紧制订全岛建设规划和近期内的具体安排，运用中央给的政策和权限，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海南全岛党政军、各民族要在各方面支援下，解放思想，加强团结，艰苦奋斗，争取到1985年全岛的开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1990年全岛的经济面貌要有大的改观。” 　　这段不长的文字，内容其实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远不能与一年前中央批转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相比。而且这时海南既不是经济特区，不存在“进一步办好”的问题；海南也不属于“沿海港口城市”，不在这次开放的“范畴”之中，“写”上海南这段，其意义是把海南摆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之中。就是这段看似普通的话，还是海南“争”来的。从中也可看出开放初期海南积极争取的奋进作为。 　　原来，会议开始时，谷牧传达邓小平指示的三个内容：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二是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三是进一步开放沿海的几个点。出席会议的海南行政区负责人感到，这就意味着轮不到讨论海南岛问题。于是，在小组讨论时发言：谷牧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指出，小平同志的指示有三个方面。我认为，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小平同志的指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我对报告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实在感到太遗憾了。 　　《谷牧回忆录》中也说到此事：“那年3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我先作了个引导性的讲话。到会的地区和部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赞同我讲的内容。唯有海南到会的负责干部不太满意。我讲完休会时，他们就提出：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谷牧解释说，“在我的讲话中的确没有引用这些话，这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暂且不提。”其原因，他理解小平同志那次重要谈话，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讲些意见，“请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厦门特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了，决定要办。但是，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件事并未讨论，所以，“我怎么好讲”？ 　　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在小组讨论上表示“太遗憾”后，记录人员在讨论会后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一份快报送给中央领导参阅。第二天开会时，一位中央领导对他说，你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都注意到了，你不是说太遗憾吗？海南负责人说，是的，海南岛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会议开始没有提及，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会议发言可以安排的话，我要求就如何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谈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是在海南工作的，我应该对20年能不能赶上台湾的问题表个态。几经努力，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吧，这个题目很重要，让大家都听一听。 　　于是，在会议汇报发言的最后一天，原来没有安排发言的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得以痛痛快快地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半钟头。他代表海南人民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关于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办好经济特区的思想，拥护邓小平提出的“用二十年时间把海南岛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他说，海南岛的许多方面比台湾好，从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华侨众多等方面，条件都比台湾好。再加上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20年内赶上台湾。 　　因座谈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可以在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的指示，这位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在讨论修改座谈会纪要时，还建议写上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政策”。这当然是没有获得通过。　　 （下转B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