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7版) 　　这些变化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调整，热带经济作物发展较快，人工造林成绩显著；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岛二十四个重点建设项目，有八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对外经济活动开始起步，1983、1984两年与外商签订合同的投资总额约两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约一亿美元，在引进热带作物良种、发展中外合作种植和养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现在我们看到的《谷牧回忆录》中“汽车事件”遗留下三个“包袱”的说法，即“一是思想‘包袱’。县处级以上干部思想波动，感到错误严重，抬不起头来，想振作精神再干，又觉得问题一大堆，困难重重，不少人谋求调离。二是案件‘包袱’，立的经济案件有700多起，查处这些案件的干部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三是经济‘包袱’，大约有五六亿元的烂账，还有积压的盲目进口物资价值11亿元。不巧1985年又遇到50年罕见的大台风，200多万亩农田、400多万株橡胶受灾，损失在4亿元以上。”也见于当时的《汇报》之中。 　　《汇报》根据“海南岛大量进口倒卖汽车，善后工作的‘包袱’很重，加上今年遭受罕见的强台风袭击，当前困难不小”的情况，提出“在海南岛当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第一位重要的是稳定政策，过去关于海南岛的两个文件(中发[1983]11号和国发「１９８０」202号)要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省，要从各方面帮助海南岛解决困难。对海南岛的广大干部，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正确贯彻中央规定的建岛方针的自觉性，鼓励他们振作精神，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切实抓好‘汽车事件’善后工作和当前救灾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抓生产、抓‘两个文明’建设上来。” 　　谷牧这次南下虽然是处理“汽车事件”，但他还帮助海南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这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充分记述：“海南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们的实际困难，要求中央帮助解决若干突出问题。我把这些实际问题带回北京，与有关部门商量，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中央很关心海南，所提要求基本上都答应了。这包括‘七五计划’期间，每年仍给调进4．5亿斤粮食；中央直属农场每年给海南留利7％不变；银行信贷继续执行存贷差包干；菜牛、乳猪、反季节鲜菜所需出口配额优先照顾；中央财政拨给6000万元，维修中小学的危房等。考虑到处理‘汽车事件’产生之烂账等实际困难，国务院特批给1亿元，用于清账中周转的急需。” 　　谷牧处理“汽车事件”，得到中央的肯定。12月24日，国务院批转特区办公室《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指出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一块湿热带宝地，具有发展湿热带经济作物、旅游业、水产养殖业和畜牲业的良好条件。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必须真正立足于本岛资源，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要进一步制定好发展规划。进一步振作精神，扎实工作，尽快使海南岛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次年2月5日至l4日，中央领导人在海南岛视察，讲话的基调也是要求海南的同志重新振作精冲，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11 吴庆瑞考察海南 　　在“汽车事件”发生和查处的当中，1985年7月，谷牧邀请吴庆瑞考察海南，这是当时一个令人关注事件，《参考消息》中也作过报道。 　　吴庆瑞担任顾问后，即被邀请考察海南，这表明谷牧对海南开发建设的极其关心。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国在1985年５月聘请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担任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后来又聘他兼旅游业顾问。”“7月，我邀当时已应聘任我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更深层次看，这是谷牧努力使海南岛的开发建设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所做的努力。 　　这也体现在当年12月16日他在以国务院特区办名义向国务院汇报《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中。 　　《汇报》的第三部分内容就是，正确总结海南的经验教训，“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扎实前进”。《汇报》中说：“海南岛在实行开放和开发中，指导思想上一度急于求成，脱离本地实际，盲目攀比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搞了一批在当地没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如全岛引进了26条电视机装配线，就是明显例证。又如自治州，搞了18个外引项目，只有四五个是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其他大多数是靠进口原材料、元器件加工装配，而产品一时又很难外销的项目。这种不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做法，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扭转。” 　　针对此种情况，《汇报》突出要求海南“真正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岛资源，进一步制定好发展规划”，“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一块湿热带地区，有广阔的海域。应当抓住这个独特的优势，瞄准湿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业，首先做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相应建立以加工本岛农副产品和开发本岛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结构，面向出口和供应全国，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系列。这才是海南岛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汇报》还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海南岛旅游事业的发展步伐。海南岛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美丽的热带风光、四季可以游泳的海滨浴场、别有情趣的黎村苗寨风情和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对国外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说，海南全岛就是一个风景旅游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应该作为今后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要搞好规划，合理布局，有计划地兴建一批风景旅游点和旅游宾馆，同时，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海外游客进出海南岛的交通条件，抓好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的生产，争取海南岛的旅游事业在近几年内有一个较大发展，为开发建设海南岛积累资金。” 　　《汇报》还特别引述吴庆瑞考察海南岛提出的意见。吴庆瑞在考察海南岛后提出，“家用电器组装工业，对海南岛来说能否把握住机会，很难加以预测”；“海南岛的农业发展，要从出口角度对规划重新审查。”吴庆瑞建议中新合作在海南岛办一个现代化养猪场。当时海南岛还有意请吴作为海南的顾问。对吴庆瑞提出的意见，《汇报》中说谷牧同志己要求广东省组织有关专家，会同海南岛有关人员，在明年上半年集中力量研究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海南岛经济发展规划，报广东省和国务院审批。有了一个好规划，可以统一思想认识，也可以更好地调动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各方面的力量支持海南岛的建设。 　　这也是今天在《谷牧回忆录》中可以读到的内容：“1984年，海南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盲目攀比全国其他地区，搞了一些当时在当地不具备发展条件的项目，例如引进了26条电视机组装线，有许多项目也未充分考虑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吴庆瑞博士7月考察后就向我提出：‘家用电器组装工业，对海南来说能否把握住机会，很难加以预测。’鉴于这类情况，我强调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岛资源优势，首先瞄准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业，做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相应建立以加工本岛农副产品和开发本岛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面向出口和供应全国，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与我同行的国家计委的同志把我讲的这些比喻为‘先请神农氏，后请爱迪生’。” 　　可见，这个帮助海南解决“汽车事件”的《汇报》，总结多么深刻、内容何等丰富，提出的问题对海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大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论述，与10多年后的1998年底朱镕基总理视察海南，要求海南吸取“泡沫经济”教训，把农业和旅游业作为海南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是惊人的相似。也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体会海南历届省委、省政府探索与坚持“一省两地”发展战略的难能可贵。 　　谷牧当时主持提出的这些思想，也为中央领导所肯定。次年2月，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谈到海南岛开发和建设的方针。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主要应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海南的优越条件，扬长避短，加快前进的步伐。海南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由于是海岛，对外交往比较方便；第二，海南地处湿热带。全国有五万平方公里湿热带，海南就占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物产和资源较为丰富。这就是海南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应当围绕这两大特点来确定发展战略和开发方针。开放、搞活的政策，为发挥这些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发展海南的旅游业问题，不应该把旅游业只看成是盖旅馆饭店，搞游乐设施，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产业、一项建设事业来对待，通过旅游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海南岛要把旅游业放在重要的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海南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的旅游胜地。 　　12 海南在国家“计划单列” 　　1984年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成立，取代过去的海南行政区公署，名义上是“实”的一级政府，从理论上说是要解决海南岛内的“不统一”问题，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触动海南“多头下达”的计划体制：一是中央“条条”下达的农垦、华侨农场、中央厂矿企业的计划；二是广东省“条条”下达的省属厂矿企业计划；三是广东省下达海南地方的“块块”计划，而“块块”计划中，又分为海南汉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这种计划体制多年来加剧了海南岛内部的相互封锁、原料争夺和重复建设，不利于全岛的协调一致，综合平衡，不符合中央关于海南岛的各项开发建设工作“应当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对外”的要求。 　　因此，开发建设海南，不但要解决岛内的“不统一”，还要解决海南与广东省、中央相关的“自主权”问题。在开放之初，中央已明确“海南岛加速开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给政策、给自主权。” 　　1983年的中央11号文件，明确了海南的计划体制，即海南行政区的各项计划指标，在广东省国民经济计划中单列户头。中央直接支持海南的建设项目和物资，纳入国家计划，戴帽下达。海南的基本建设，除中央和省投资安排以外，凡属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交通运输、产品销售、外汇等方面能够自己平衡的建设项目，海南行政区可以自行安排，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主管部委备案。 　　海南在广东实行计划单列，在当时是海南解决体制制约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实践中问题又出现了。在1984年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海南行政区负责人既力主海南成立“实”的行政区人民政府，又力主海南在国家计划户头中单列，并例举１９８３年实行计划单列的重庆例子，提出要调整海南岛的体制。　　　　　　　　　　　　　　　　 (下转B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