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9版） 　　“事情很快就这样敲定下来”，谷牧这样说。 　　在今年初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同样用较大篇幅写谷牧筹备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事，与上面的内容还是有些差别：如何加快海南这个宝岛的开发，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1987年初，我们为此多次交换意见，都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理顺领导体制。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管辖的一个比地区高半格的行政区，里头又有地、市一级的自治州，层次多，管理权限小。二是，要加大开放力度，以便进一步开展对外经贸活动，更好地吸收利用外资。三是，要增强智力，大陆上要输送一批人才进去。正在这个当口，港澳工委传来信息：香港的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划为特别行政区，采用自由港的办法，由香港企业家开发海南。我们考虑，这个办法近似‘租让’，国内各方面难以接受，不可行，经过同有关方面研究讨论之后，形成这样一个思路：原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来，建立海南省；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一些民族自治县；省级之下不设地区级派出机构，直辖各市、县；把海南全岛(不包括南海诸岛)办成经济特区；海南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比已有的四个经济特区更放开一些。对这个思路，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要我抓紧组织实施。由于它涉及国家立法和民族自治区域的变动，我特意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和国家民委的负责干部商得了共识。” 　　对于文章中的“5月，我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的说法，《回忆录》也修正为：“5月，我在北京同一些部门负责干部作了酝酿。许多同志赞同海南办特区的构想。也有些同志认为，不如把办海南特区的投入放到沿海条件更好的其他地区，产出的效益可能要快些、多些和好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认为，海南不加快开发步伐，发展慢了，对内对外的影响都不好。我还约港澳工委的负责干部来京交换意见，请他们向香港的有关人士通报信息。7月，我专程去广州，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林若、叶选平同志商讨有关事项。在这个期间，我同特区办的同志多次讨论，他们整理出来一份《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初步意见》，对政策框架作了些设想，供进一步讨论研究。” 　　14 研究举办海南经济特区方案 　　海南建省与办特区同时进行，所以“组织实施是分两条线行进的，一是建省，一是办特区。”谷牧说，“建省的工作，包括组建筹备班子，选拔省级领导干部等，是以其他领导同志为主抓的。我受中央委托，研究提出举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方案。” 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用的标题是“筹办海南经济特区”。 　　《谷牧回忆录》写到，“9月初，海南建省筹备组正式成立，许士杰和梁湘同志分任第一二把手。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抓紧政策文件的起草。为了充分吸收海南的意见，先由海南建省筹备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分头研究，各自提出一个文稿。10月底，这两家分别交了一个本子。” 　　这当中，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筹备正进入紧锣密鼓的时刻，9月24日，谷牧在北京会见日本朋友时说，海南岛将实行比中国现在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更加开放的政策。他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准备在海南岛积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这句话体现了当时中央的决心，国内外反映很强烈。 　　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10月29日，谷牧在党的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我国将在海南实行更特殊、更开放的政策，许多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我们都想在海南实行，外商可以在这里实行包片开发，可以承包某些国营、集体企业进行经营，土地使用权可以实行有偿转让。 　　之后的“11月2日，我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开会，发出这两个本子，请这些部门一并研究，提出意见。我因奉命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委托阎颖和何椿霖两同志，分头找这些部门听取意见，然后再整理出一个稿子。此后一个月内，他们按这个办法，开过7次会议，集中了从外交到公安边防，从经济综合部门到专业管理机构，从工业交通到农、林、水共25个部、委、办、局、署的意见，还同几位经济专家进行了座谈，写出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加快经济开发的意见》。” 　　谷牧说：“12月8日，我完成出访任务后由香港直接飞到海口，主持开了三天会，讨论建立海南经济特区问题。到会的有国务院16个部门、海南建省筹备组的负责干部，还有港澳工委和香港中资集团的同志，共70多人。”这个经国务院同意召开的名为《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从８日至１１日在海口市举行，是决定给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政策的特别重要会议，为人们所普通关注。“三天的讨论，好意见不少，争论也不少。”但是，谷牧说，“在大的原则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些原则是：第一，关于海南的经济发展方向。海南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开发利用岛内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发展出口，逐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外向型经济。第二，关于加强大海南的开放力度。海南可以更多利用一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要赋予海南对外更加放宽的政策，国际上一切行之有效的经济合作好办法，都可以放手试验；要使海南有更加灵活的体制，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可以采用；海南对外商投资实行更为优惠、更为灵活的政策。海南的土地(使用权)、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投资者实行有偿使用、有偿开发制度；允许投资者成片开发土地，对国营、集体企业承包、参股和投标收买；对投资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煤矿、电站、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业开发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第三，关于扩大海南经济管理权限。除了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税收、海关、金融、邮电、民航等方面，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根据海南特殊情况，制订专项管理办法外，能由地方自己解决的事情尽量交给海南管理。经济活动中的审批权限大部分下放。海南有自行审批3000万美元以下外资项目的权限；海南可以作为我国对外借款的一个窗口从海外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可以同其他经济特区开展外汇调剂业务；可以在国家批准的额度内，自行审批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物资等。第四，关于国家对海南的财力支持。海南的开发建设有个资金逐步积累的过程。鉴于海南财力薄弱，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国家尽可能给海南以更多的支持。主要有：海南征收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1995年前全部留下用于安排建设；海南生产的含有进口料、件的产品内销时补交的关税和产品税，超过1987年基数部分，从1988年起5年内全部返回海南用于开发建设；国家对海南进口供应市场的国家限制进口物资减半征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每年给海南一定数额的低息开发性贷款和外汇贷款；国家对海南实行粮食调入包干；海南所有企业一律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了吸收内地资金，内联企业从获利年度起10年内，利润解往内地不补交所得税等。第五，关于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允许海南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群众，以个人集资或合股经营的方式举办生产企业，从事社会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允许举办以私有资金为主，雇用农业工人的农场。 　　对此，谷牧不无感慨：“应当说，这比已有的四个特区更‘特’了很多。但是，海南的同志还要求再‘特’些。要求其自产产品出口，除国外有配额的以外，其他不受国内主动配额的限制，不实行许可证管理；海南使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的产品，包括彩电、收录机等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应当允许内销外省，不受限制，内销时所用进口料、件只缴一半的关税；向国外借款，不要国家控制额度；每年国家给3亿元的低息或贴息贷款，等等。” 　　但是，“会上，海南的同志反复强烈提出，有关部门到会同志一再解释说明不可行的道理，花费了较多的时间。我也认为单从海南出发，不从全局上考虑，也是不恰当的，决定这些问题不再讨论，拿到中央研究。”“回到北京后，我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汇报。考虑到内外有别，把讨论定下来的问题分写为两个文件，一件是《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作为内部文件下达。另一件是《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对外公布。” 　　《谷牧回忆录》中说，“1988年1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开会正式审议通过以上两件。当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两个议案。随后国务院分别下达和公布了上述《纪要》和《规定》。”国务院是4月14日批转《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5月3日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 　　“由此，揭开了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新的一页”，谷牧在回忆的最后深情地说。而同样的意思，在1998年初的纪念邓小平文章中则这样表述：“从此，海南岛揭开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篇章。十年过去，现已旧貌换新容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８年抗战终能得获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历经艰难，８年时间让全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崛起，能不心感欣慰吗！ 　 　　作者附记 　　对于谷牧，心底一直留存写作的冲动。多年以来，读了不少有关他与海南的资料，每每为他不辞辛劳无数次往返于中南海与海南之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殚精竭虑、不舍昼夜的情景所感动。一直以来，盼望能读到他的回忆录，看看他怎么述说与海南的缘份。今年初获悉他的回忆录即将出版的消息，大喜过望，即从网上以最快的速度于4月13日买到该书，自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本欲撰文谈点感受，只惟诸务在身，几度搁笔。11月7日早上，从海口出差往北京的飞机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震惊之余，写作的念头再度涌起。匆匆几天，埋头于故纸堆中，草就此文，寄托哀思，以纪念一位令我们肃然起敬的睿智长者，是为记。 　　钟 一 　　11月15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