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魏如松 　　2009年12月29日，《大秦帝国》编剧孙皓晖在海口再次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访谈开始，孙皓晖就说：“《大秦帝国》第一部电视剧上映以来，除了首映礼，我还没有对媒体相对系统地谈过看法。海南是我的第二家乡，更是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产出地，也是我以后长期的创作根基所在，我很高兴对《海南日报》敞开说说。” 　　《大秦》剧能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首先是她的思想征服力量 　　孙皓晖说，这部剧作所渗透的思想，是中国文明巨变时代强烈的变革精神。那个时代，华夏族群正以分治的状态进行着剧烈的竞争，各个国家都在求变，都在图强，都在寻求华夏文明的整合之路；谁能建立最先进的文明，谁就将承担起整合华夏的历史重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变法大潮。没有这种浩浩大潮，没有这种精神力量，就没有这部作品的灵魂；没有这种荡涤旧制开拓新天地的浩浩正气，就没有《大秦帝国》内在的魅力。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大精神，奠定了这部戏的境界和力量。 　　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秦人族群应时大出了，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冲锋陷阵的时代主力。为什么？根本点，在于这个族群的求变之心、奋争之志、开放襟怀，都是当时天下所有诸侯国中最强烈的，最具进取性的。所以，秦人族群的奋争史，是全部《大秦帝国》的精神核心，也是照亮观众心扉的最强烈光芒。她感动了我们，征服了我们。这种被长期掩埋在历史烟尘中的真精神，一旦真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她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历史美感，对我们是一种文明的洗礼。  　　创作上的最大突破，是创作理念，不是创作技巧 　　《大秦帝国》电视剧播放后，孙皓晖成为媒体“围追堵截”的对象。他说：“媒体记者多次问我，《大秦帝国》的创作方法与技巧有哪些突破，我都没有具体回答过。在这里我要说，《大秦帝国》在创作上最大的突破，是创作理念，不是创作技巧。再现一个伟大的时代，仅仅凭创作灵感、天赋才华、艺术手段等等方面的出新，是胶柱鼓瑟。没有长期的深厚的阅读积累，没有对那个时代的真切认识，没有对所有历史烟雾的甄别，任何技巧都是无能为力的。” 　　孙皓晖说，所谓创作理念的突破，主要是两方面。一则，首先是突破中国人文学界在历史研究方面长期固守在事件陈述、编年考据等技术层面的研究状态，确立以文明发展史研究为根基的历史哲学理念。没有文明史研究的意识，没有确立民族文明发展史坐标的理念，我们的文明历史永远都是一团糨糊。 　　《大秦帝国》引发的最大争议点是孙皓晖突破自司马迁《史记》以来积淀的史学定式。对此，孙皓晖说：“司马迁的定式是什么？就是贬斥功业英雄，褒扬逃避之士。《史记》中，写了秦之前包括秦人物在内的《列传》28篇，涉及人物上百，举凡对勇于任事而付出牺牲的文明功臣，大体都是贬斥的，譬如对吴起、商鞅、白起、蒙恬等等都是；对明哲保身的逃避者，都是褒扬的，譬如对范蠡、张良、蔡泽等等都是。这种传统史观，使我们的文明史完全陷入了虚无主义———功业英雄没有一个好人,好人没有好下场！如果照此去写，商鞅就应该是一个‘天资刻薄’的酷吏，而不是一座伟大的文明史坐标。司马迁很伟大，第一个系统记述了中国前两千余年的历史。但是，司马迁是一个史实主义者，没有以文明史称量历史人物的高端文明理念。如果我们的国家与民族还要前进，就必须突破这种沉积在我们意识深处的陈旧史观。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真实再现我们的文明奋争史。” 　　“因为这两种理念，有人说我骄傲，有人说我狂妄。”孙皓晖说。 　　他说，还是请历史说话，迷雾终归是迷雾，不管它飘荡了千年百年。 　　《大秦》剧成功，是全体创作成员的血汗凝聚 　　《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播出一段时间，“大秦迷”不断增加。这部戏的特殊性，几乎必然的决定了她的艰难曲折。对此，孙皓晖充满感慨。他说，电视剧的筹备、编剧、拍摄、制作、发行、播映等等过程，每个阶段都是曲折激烈而充满争议的。当然，主流是始终向前的。如果没有每个阶段的克难克险，没有每个阶段的担当之士，这部影视作品肯定不能问世。制片人焦阳、导演黄健中、延艺，连带我自己，算是三方基石了。轴心演员侯勇、王志飞，主演许还山、孙飞虎、于洋、侯祥麟、吕中、李立群、王辉、高圆圆、齐芳、苑冉、郭长辉、刘乃艺等，他们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艺术才华，成功塑造了他们自己出演的每一个人物。 　　孙皓晖最后说，每一部作品，每一部戏，都会有遗憾与缺陷，《大秦帝国》也一样。相信观众自有目光，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大秦帝国·独家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