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愉庆 　　旅美作家陈愉庆女士推出的新作《多少往事烟雨中》，讲述了当年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和陈女士的父亲、著名规划大师陈占祥先生为保护北京古城所作的种种艰辛不懈的努力，以及此后坷坎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 　　《梁陈方案》是一份与这座伟大古都共存的历史性文件。2008年2月15日，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见证———再现古城门》的节目中，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这份失败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全面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议书，所包含的内容正是世界最先进城市发展的科学理念。”（王军《城记》） 　　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大背景下，更需要对整个岛屿、每个区域、每一个旅游景区的细节进行科学的规划与详细论证。陈愉庆女士特意为本刊撰文，将当年《梁陈方案》诞生与夭折始末的真实历史细节陈述其中。这也是对城市管理者的一份慎重的提醒：对城市进行科学规划与古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影响着一座城市的未来与居民的命运。 　　《梁陈方案》的诞生 　　1949年12月，当时的聂荣臻市长在西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 　　早在1949年9月16日，以阿布拉莫夫为首的十七人苏联专家代表团已到达北京，此行的宗旨是帮助北京研究市政建设，草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 　　1949年10月1日，梁先生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来京的苏联专家在城楼上指着东长安街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可以建第一批行政房屋。梁思成先生对父亲说，此话令他心里一惊，遂又生出侥幸，以为苏联专家初来乍到，对北京尚不知情，随口说说而已。但那话总像一片阴影，让他一想起来就皱眉。 　　在六部口市府大楼的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居然正式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巴兰尼克夫在《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第一批行政房屋：建筑在东长安街南面，由东单到公安街没有建筑物的一段最合理。第二批行政房屋，最适宜建筑在天安门广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那里大部分是公安部占用的价值不大的平房。第三批行政房屋，可建筑在天安门广场外左边的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到府右街（《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问题的报告》，载于《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资料》第一卷 城市规划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编辑部编1995年11月第2版）。”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现在北京市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5%，所以北京是消费城市，大多数人口还不是生产劳动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想到北京需要进行工业的建设（同上）。 　　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切都将随着庞大行政中心的挤进北京而消失，这意味着什么？ 　　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 　　再者，北京解放时内城的人口已有130多万人，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每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每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苏联专家发言后，会场上曾出现冷场。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想象不出“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抵京两个月，父亲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三十三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我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佐，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父亲的回答是：“我当时根本没有谁是什么领导的概念，也没想过苏联专家如何。不管出席会议的是什么人，大家在学术上不是平等的吗？苏联专家不过是友好邻邦的客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北京的规划方案罢了。我们想做的，只是让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地接近科学，接近合理，这是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多年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基本思维方式。所以，在苏联人阿布拉莫夫发言后，大家一言不发，冷场了很久，我就不假思索地谈出了自己和梁先生对北京未来规划的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和苏联专家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在会上，梁思成先生和父亲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会后他们一致认为，此事关系一座千年古都未来的命运，作为规划专家，责无旁贷。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 　　父亲回忆道：“我和梁先生商量，在观点一致的大前提下，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会议之后，我画规划图，梁先生写文章。这就是方案出来的经过。”父亲还对我自嘲道：“用中文写文章，就像我讲北京话一样困难，我只好用图纸讲话。但文章的观点，我们是反复推敲的。梁先生的文笔好，仅次于太太林徽因。”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梁思成先生自费刊印，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　　（下转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