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4版） 　　三十八年后，父亲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梁陈方案》之纲要 　　针对苏联专家执意在老北京城内建设新行政中心的决策，《梁陈方案》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 　　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内容共包含三个部分：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 　　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此决策引一发而动全身，务必慎之又慎，其中说到“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位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的发展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 　　梁思成先生欣然接受父亲的建议，修正了原拟在日伪时代五棵松日本人的“居留民地”建立新行政中心的计划，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北京为古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我们的结论是，如果将建设新行政中心计划误认为仅在旧城内建筑办公楼，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增加问题。这种片面行动，不是发展科学都市计划，而是阻碍。” 　　假如在旧城内建造庞大的中央行政区，不但困难甚大，而且缺点太多。“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之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在事实上如何处置？” 　　“因为行政区建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区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里解决，所以必须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和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市已发生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之后，《梁陈方案》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解决问题”： 　　1）“因为根据大北京市区全面计划原则着手”，所以“今日设计必须依据大北京地理范畴，使各区平衡分布，互相联系，平均地向城外发展，以达到发展建设，疏散人口的目的。” 　　2）“因为注重政府中心行政区的性质是一个基本工作的区域。区域分工作、住宿、文娱休息三大种类，它们之间必须有极短距离的联系，谓之交通。”西郊是经过这样的考虑而被认为能满足客观条件的。 　　3）“承认建设行政办公地点主要是需要面积的问题。” 　　4）“是解决人口密度最基本而自然的办法。” 　　5）“是新旧两全的安排”“所谓两全，是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避免对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 　　6）“是以人口工作性质，分析旧区、配合新区，使成合理的关系” 　　…… 　　最后，《梁陈方案》以翔实的数据，说明“发展西郊行政区可以逐步实施，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 　　《梁陈方案》的夭折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先生和父亲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晚年时，父亲曾这样向我感慨。 　　由于政府行政中心的位置久久不能确定，北京的一切计划就都无所适从。刚刚解放的北京，各大机关和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择地建房，因整个北京都市计划大计方针没有尘埃落定，各单位的建房用地便迟迟得不到批复。尚无任何法治概念的机关单位，自作主张地盖起了房子，圈起了地皮。若不煞住此风，北京城的局面将不可收拾。梁先生和父亲焦虑地期待政府能尽早地做出决定，他们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同时，在1950年4月10日，梁先生亲自执笔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恳请总理能在百忙中赐阅，信中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　　　　  （下转B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