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继北京近日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８００元提高至９６０元后，深圳９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最低工资标准统一上调为每月１１００元，成为上海、广东、浙江之后第四个进入“千元俱乐部”的城市。 　　就在深圳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一天，中国税务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加强五类重点项目的税收征收管理，目标直指“高收入群体”。 　　此间观察人士表示，这两个举措显示了同一目标，即“改善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状况，缩小贫富差距”。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正在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步伐，并已进入实质阶段。”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对记者说。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扩大，虽然中国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在增长，但相较于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已达０．４８，大大超过了０．４的警戒线。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尼系数在０．３左右，２０００年开始超过０．４，并逐年上升。 　　专家认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向来被视为和谐社会的“定盘星”。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到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关系到社会稳定。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情势所致，也是大势所趋。而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胡鞍钢说。 　　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早已引起中共高层和中国政府的关注。今年１月８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上指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今年２月至４月，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与新华网网民对话以及在两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都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在４月１日的《求是》杂志上，温家宝撰文提出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 　　“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 　　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差别则成为收入差距的推手。 　　其实，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中国几年前就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多数学者认为，现阶段应加大劳动在各个收入分配环节，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由于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的是扩大就业。胡鞍钢建议，现阶段，应出台鼓励政策，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实现充分就业。“扩中”，则需要大力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让更多的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调高”，就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中国税务总局刚刚发布的通知，就是针对高收入者群体的“调高”措施。 　　分析人士称，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经开始显现———就是要大力培养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社会，主要通过扩大劳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后通过税收等杠杆调节。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一些方面要给人民群众吃“定心丸”，比如社会保障水平在一个时期究竟提高多少，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比例调整等，这些目标的实现要有“时间表”和“线路图”。 　　“显然，目前中央加快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决心已很坚决，关键在地方执行力度。”胡鞍钢说，“最终还是一个指挥棒的问题，是让ＧＤＰ做指挥棒，还是让居民收入指标做指挥棒，这才是最根本的。”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