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他的作品渗透着人民的血泪，正因为他的血管里流动着人民的血液，他和他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因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的艺术。　　　　　　　　  ———林默涵（文艺理论家） 　　符罗飞一生流离颠沛，命运多舛，却始终心怀赤子之心，一生画作几乎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游历过欧亚许多国家，特殊的经历和足迹，使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中，吸收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养分，最终成就了他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 　　非同寻常的革命艺术家 　　海南周刊：如何评价符罗飞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地位？ 　　王家儒：作为一位海南籍艺术家，符罗飞在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符罗飞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艺术家，一位赤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革命艺术的先行者之一，其艺术实践和艺术思想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是最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美术家之一，不顾个人安危，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体现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艺术家的精神品格。他坚持人道主义精神，以激越的现实主义情怀，为生活在最底层民众的疾苦、悲伤、绝望而呐喊，他的作品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黑暗的旧中国。符罗飞于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所创作的作品是那个时代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缩影，其数量之多，题材内容范围之广，批判现实之深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是罕见的。   　　海南周刊：符罗飞画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王家儒：从符罗飞的画作中，我们能感受中国底层善良民众所承受的无边痛苦和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悲愤，符罗飞既不同于国统区那些吟风弄月、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也与那些选择批判现实生活，但创作手法概念化的艺术家不同。他的作品以其强烈的个性、桀骜不驯的表现主义笔触、自由不羁的想象力，简练粗犷、质朴深厚的艺术语言，展现其艺术魅力，折射出其精神厚度。 　　海南周刊：这和他不同寻常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 　　王家儒：是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深厚的功底及精湛的油画功力，另一方面得益于他青少年时期那高尔基式的坎坷经历所赋予的那深刻与敏锐的眼光。像自画像《痛定思痛》中那悲伤、焦虑的心理刻画及娴熟的表现技巧，《决心》中那坚实的造型，浑厚、简练的笔触，《血债》中绝望的眼光，阴郁的色调处理均体现出其深刻的精神内涵及一流的手上功夫。 　　罕见的自画像作者 　　海南周刊：您刚才提到自画像，符罗飞似乎画过很多幅自画像？ 　　王家儒：是的，符罗飞一直以自画像为创作的主题，仅现存下来的就多达10余件，这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批以个人经历为线索的自画像从不同角度、层面揭示了艺术家不同时期的精神状态及复杂、矛盾的心理。从这些形式、手法各异的自画像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坎坷的命运及复杂的精神世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海南周刊：能具体谈谈他的自画像吗？ 　　王家儒：像1936年的油画自画像《决心》是留欧时的作品，纯粹学院派手法，满脸蓬勃朝气及倔强的眼光，此时符罗飞通过自己的努力已在欧洲画展上赢得了荣誉，这幅作品就体现了他当时的性格及心理状态；1938年的《痛定思痛》是他回国抗战的第一幅自画像，沉痛、焦虑而又带着些愤怒的情绪；作于1940年和1942年的水墨《自画像》，民族动荡、国家危难、民众遭殃的现实使符罗飞眼光中多了一层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悲愤得几乎变形的脸部充满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1940年代符罗飞的自画像无论从材料工具到技法都更加中国化了；1946年，湖南、广西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饿殍遍野、生灵涂炭，作于这一时期的自画像，作者冷峻忧愤的眼光及由于极度的愤慨而向内歪斜的嘴唇将作者内心的情感表露无疑；1948年的《自画像》就和缓了许多，这一年，解放战争形势大好，符罗飞重新入党，并担任进步团体“人间画会”的会长，民族和个人的前途都更加光明；1951年符罗飞的自画像上是温厚、质朴、平缓、圆润的线条，但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也似乎隐含着一种复杂的情感；1967年全国陷入十年浩劫，画家本人也饱受迫害，在他这张现存最后一张自画像上，严重失衡的构图中有一个硕大的拳头占据画面的左角，像火焰一样蓬乱的头发，孤立无援的眼神，苍老而写尽沧桑的皱纹，令人心碎的嘴唇，都将画家当时的境遇和心情表露无疑。 　　作画过万幅遗世仅900 　　海南周刊：符罗飞建国后似乎有些被边缘化了？ 　　王家儒：与解放前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相比，解放后的符罗飞是较为沉寂的。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其中还包括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关注角度及评价方式、价值标准总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等一些复杂的因素。作为一个老革命艺术家，1927年武装革命起义失败后，符罗飞就逃难到国外，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直到1938年返回祖国，没有机会参加二十年代由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木刻运动和党直接领导的各种进步文艺团体，因此在解放后出版的许多有关中国现代革命美术史和抗战美术的文章中很少提到他；另一方面，1939年他准备和同乡、革命诗人施征军同赴延安，后因病未能如愿。这二次错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在革命美术史上的作用与位置。 　　海南周刊：他的作品大量遗失是否也是重要原因？ 　　王家儒：是的。符罗飞的作品和他的命运一样坎坷，一生“作画过万幅，遗世仅900”。早期的在上海创作的作品因抗战毁于战火；在欧洲的1000多幅作品因被当作艺术珍品而不让带回国，现已下落不明，无法进入中国早期油画研究的视野；回国初期在香港创作的200多幅画，因香港沦陷而焚毁；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数百幅作品在流亡途中大部分遗失毁坏；后又经历“文革”抄家，其作品所剩无几。仅存的几百幅作品均是画在尺寸很小的纸片上，虽然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但符氏许多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已遗失，仅凭这些素描速写，很难反映出符罗飞作品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