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浩勇的小说创作在海南独树一帜，多次获得省级以上的奖项，作品入选多种选本。他以“一雕栏，一画础”的短小说彰昭于世人，不贪大以自炫，不以小而自轻，脚踏实地地走着一条富于个性特色的创作之路。这种形式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思想的提炼还是技巧的运用，都必须精益求精。以小小说创作见长的符浩勇近日推出第一部长篇《四英岭人家》（华文出版社出版），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编者 　　 　　近年来，符浩勇以他的家乡屯昌四英岭为背景的系列故事如《收旧货》、《血杀》、《非礼事件》、《稻香》、《残月》和《失乐年》等，让读者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充满想象。也许故乡是一个写作者永远的精神乡愁，符浩勇的不少小说都绕不开四英岭的记忆，四英岭已然成为作家创作的富矿。 　　 　　 　　Q&A　　 　　 　　海南周刊：《四英岭人家》一出版，让熟悉您的读者为之惊喜。您觉得四英岭在您的小说中意味着什么？四英岭在您的作品中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 　　符浩勇：一说到四英岭，我就会涌起一种倾诉的欲望。其实，一个写作者最关键的就是有话要说，诉于笔端。四英岭是我现实中的家园，我读高中时即离开了它，但是后来我在小说中多次写到它。小说家张浩文给我写的评论《家园意识的审美追求》中写道：我们从他（符浩勇）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作者顽强的“家园意识”。当然，这里的家园，并非一定就是作者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它是指一种理想境界，一种精神归宿。四英岭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要让我赋予四英岭什么样的象征意义，我还真没有想过。从创作角度来说，我总是把四英岭当作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指的是围绕着人物的一切外部境况的总和，外延很宽泛，内涵也很复杂。而在我看来，文学环境有时间环境和空间环境之分，四英岭是我为我的小说设置的一个明显的空间环境。这些年来，我试图对四英岭的历史及现实题材进行选择，使作品跳出僵硬的历史，从而营造一种文学的真实。大山、狩猎、挣扎、爱情及奋争等等重要的关键词都会组成了一个个充满寓言的四英岭传说及其延伸的故事。我笔下的人物性格大多同那里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不论是长期蛰伏在风雨田园里挥汗劳作的乡亲，还是走出大山进城养家糊口的打工者，不管他们是否受到异地乡俗文化的浸染，他们身上仍保留着四英岭下人家的淳厚，骨子里永远残存着四英岭人家才有的东西。那里的山水田野、人事脉络将伴随我的一生，那清晰的画面和深切的感受，历之经年而永不腐败，常会闯进我的余生残梦，呼唤我以坚韧的文字守望着大山的梦想和记忆，在那一片理想的土地上，执着地耕耘，期待着收获。这是一种心灵孤独的守望，也是一种人生理想的皈依。 　　 　　 　　Q&A　　 　　 　　海南周刊：从您的作品中知道您对四英岭的情结很深，但您的小说故事有多少发生在四英岭那个地方？为什么把四英岭外发生的故事甚至是城里发在的故事都放置到四英岭去处理？ 　　符浩勇：很多作家都很迷恋自己的故乡。如美国福克纳迷恋他的南方，中国的苏童迷恋他的香椿树街，韩少功笔下的“马桥”，甚至他心灵的“山南水北”，都是作家所见所感的真实所在，也是作家们记忆中构筑精神世界的原始图谱。而四英岭是我文学情感的出入口，又好比是我的故事处理器。别处的人，他处的事，特别是在城里，我可能一下子没什么感觉。但一旦将故事中的人和事纳入四英岭的情愫或者融入四英岭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我的情感之门就会霍然打开。韩少功在《情感的飞行》中写到：在特定环境里，有一扇灵魂之门会霍然打开，但平日您不知道身上有这扇门，更不知道这扇门会在何时打开。而在于我，只有把作品的底蕴融进四英岭的情愫，故事似乎会得到有效的艺术处理，倾泻的文字也会牵动我对四英岭特有的情怀。 　　其实，每一个作家都赖于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小说如此，其他品类也不例外，如张艺谋的电影，故事大多发生在西部，苏童的《妻妾成群》写的是江南生活，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被张艺谋换成到了西部背景。在我看来，西部的空间环境一旦进入张艺谋的视野，他的艺术情景创造就会得心应手。 　　 　　 　　Q&A　　 　　 　　海南周刊：您能否就《四英岭人家》的创作谈谈它的艺术构架，故事脉络走向以及叙述审美的特色？ 　　符浩勇：《四英岭人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部规范性长篇文本。它类仿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及他的笔记长篇《暗示》，前者关于语言的解构与重造，后者重度垂注表象氛围。而我的小说由发生在四英岭下这个特定空间的54个系列故事串缀而成。海德格尔说：“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我以“聚散透视式”画面，原生态叙写近六十年一方水土人们的生存状态。这里有酷热夏天里缘生缘散的根叶谣，有温暖冬天里守望年关的零售小摊，有晚晴岁月里石山打井的藏情日子，有霜降时节月圆月缺的太平风物，有归路迷途中春寒解冻的鸡啼天亮，有山韵乡愁里的寂寞的远行秘密，还有进城收旧货时遥望故土的血色残月，等等。 　　上面我叙说的这段文字，读过我的作品的读者就会发现，许多章节是我曾经发表过的小说。故而可说，本书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陆续散见国内各文学期刊，大多篇章被出版社收入精选文集及年度范本出版。就我个人归纳一下，大致有几点：一是散点结构。没有焦点事件，没有核心情节，每个章节独立成篇又相沿成列。二是片断叙事。散碎化与整体化、平面化与深度追求相结合，不追求环环相扣的情节铺陈，而是遵奉简约主义风格。三是自由组合。每个单篇的排列组合没有一定之规，看似缺乏逻辑必然，却以主题关联、形成系列，某一章节凸现时代印记。四是视角多变。既有第一人称，又有全知第三人称，更有故事人物的视角。观察者和叙述者交替出没，互起串联并系。 　　 　　Q&A　　 　　 　　 　　海南周刊：我注意到《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在评价您的小说时称，您的作品具有深刻的道德思考和人性的温暖。《四英岭人家》在主题意蕴上主要关怀哪些问题？又怎样艺术去表现？ 　　符浩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底层”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概念。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写作者良知和责任体现。近年来，我创作的主题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我总是致力把笔端伸到人物的精神领域去，伸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伸到他们的情感末梢，触及他们内心最温柔、最脆弱、最潮湿的那部分，去捕捉他们情感中最敏感、最神秘、最疼痛的东西。这样的关怀才真正体现文学价值。这些在我的打工系列故事如《收旧货》、《血杀》、《非礼事件》、《稻香》、《残月》和《失乐年》里都有体现。我以批判和悲悯意识作为出发点，不断自觉突破城乡融合交流中狭隘的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以更广阔的眼界和胸襟去把握当下这种变化中的现实。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的情感是真实的，作品中提供的经验是真实可信的。这一点读者可以自己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