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极大增加了物流成本，还造成民怨沸腾。因此，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对公路三乱不断进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公路三乱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每年的公路罚款可能高达4000亿元。（5月12日《新京报》） 　　公路罚款只是“罚款经济”的一个典型。罚款，我们耳熟能详；罚款经济，我们同样不陌生。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罚款”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创收”的手段，所谓的“违规”也变成一种“资源”，诸多利益依赖于“罚款经济”之上。曾经，以“罚款”为由，制造出不少荒唐事———“罚款比赛”刚结束，“钓鱼执法”就开始；“钓鱼执法”刚消停，“养鱼执法”又上场……只要“罚款经济”存在，就会时时刺激执法者的“执罚”神经。 　　“罚款经济”与“执法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罚款”很多时候是“执法”之需，需“执法”又很多时候落脚于“罚款”之上。“执法经济”是诞生在执法权异化、私有化的土壤上，在经济利益的“浇灌”下成长，通常采取乱罚款、乱收费等途径来增加“营养”。《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显示，据推测，2005年全国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收费将达到12500亿元左右。不仅收费规模庞大，收费机构也越来越多，有的城市中执法收费和罚款的机构多达30多个，这些执法机构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罚款。  　　“罚款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马路杀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行驶在良好市场秩序的“星光大道”上，科学执法是保驾护航，泛滥“执罚”就是设置路障。“罚款经济”扰乱了市场秩序，充当起“马路杀手”。从经济学角度看，“罚款经济”是个“坏经济”，它让执法者“变坏”———执法者成为“钓鱼翁”；让执法“跑偏”———罚款是目的，执法是手段，典型的本末倒置。最可怕的是，它让经济“变坏”———就拿公路罚款为例，物流因收费与罚款而成“蜗牛”，“蜗牛”又“让物价飞”，物价又令民生痛，形成恶性循环。 　　“罚款经济”对市场经济构成极大危害。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关键在于消除安全隐患。早有人提出，用取消罚款权根治“罚款经济”。也有专家认为，要走出“执法经济”的误区，监督机制上的创新与执法者观念上的蜕变都同样不可或缺。只有让“执法”、“罚款”从经济中剥离出来，才能更好地实现执法的要义和罚款的目的。就目前来讲，执法与罚款是必要的，但“执法经济”与“罚款经济”早该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