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特约撰稿  宫 立 　　摊开当代文学账本，获知女作家谌容1980年发表了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十年后（1991）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人到老年》，而三十年后（2011）“我的朋友易水寒”王国华兄不仅在《海南日报》发表了随笔《中年奴》，现在结集出版他的随笔集《中年奴》（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这个作品集可以看成他的编年史，它让人看到了七十年代生人的“前世今生”：那个1987年“稿子发表得了1块钱稿费，和堂弟建华跑到外面的饭馆里要了10个包子，两人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的王国华，那个九十年代写过《五月花》、《可爱的女孩》、《故乡》等校园民谣，曾多次产生辍学的冲动，自己背把吉他，到北京的各大校园里去做流浪歌手的王国华，已经告别了“那些忧伤的青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远离了自己的青春年少”，“到哪里都要靠写字吃饭”，已经为人夫，为人父了，已经成了“身高一般、发型传统，相貌过目即忘”，“肚子不饶人，大腹便便”的“正版中年”了。 　　我的导师王富仁先生曾经把中国文化分为“老年文化”、“中年文化”、“青年文化”。他说“中年文化是一种现实的实干的追求，而不是光有理想口号的追求，中年文化有其两面性”。可喜可贺的是国华兄仅仅是步入中年，仅仅是中年“人”而已，这本集子中的《七零后步入中年》、《当我成为老汉》、《妻儿托付给谁？》等篇章提出了关于中年“奴”这一新的社会问题，他击中要害道：中年奴，不仅是年龄问题，主要是心态问题、看待社会的角度问题。主导社会的是中年“人”还是中年“奴”，会波及并成为几十年后的现状。我认为这是发人深省的。巴金先生为我们塑造的人物是“燃烧着青春的火”。老舍先生的《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他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我认为张大哥就是国华兄所说的中年“奴”，而非中年“人”。 　　辛弃疾在《丑奴儿》写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叛逆期》、《我的校园民谣》、《追星生涯》、《那些忧伤的青春》、《张蔷·隔壁二狗子·周杰伦》、《情书的回忆》、《一封信一个方向》、《外号》、《我曾恨过一位老师》、《打了也就打了》、《我不会侧手翻了》、《悄悄老去》、《掏耳朵　》，这些篇章都可以看做是国华兄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般对童年的回忆，这回忆正如张爱玲在《更衣记》中所描述的味道“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国华兄在《不分离》中述说了他放弃跳槽的心理波动轨迹，然而“总不安分，觉得自己应该到山高水阔的地方去施展施展”的念头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一直晃荡着，从没闪灭”，他是怕黑的人，因此他“向往繁华都市，皆因那里夜生活丰富。那些人在黑夜里组成一个白天，大家一起抵抗黑”，还是选择来到了深圳，继续自己的码字生涯！ 　　祝愿国华兄一路向南，越走越好，我也即将离开生活了四年的广东，开始新的长途跋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