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天的一日黄昏，我出生在一半山腰的一农家。那时，缺衣少食，我降生三天后就没奶吃了，饿得“哇哇”直叫。父母只好将洋芋剁成碎米子，从中沉淀出粉子，用开水调成浆糊后，用筷子头沾着喂我。一个乡亲见到我骨瘦如柴的可怜模样，摇头说：“要是这个伢子养活了，连炕架子上的干鱼都会活过来！”然而，我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瘦得不象样。 　　我之上有五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我国农村远未实行计划生育）。小哥比我大3岁，出生时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但比我稍胖点，至少没人断言他养不活。然而，他长大后，比我还瘦，窄条条的，好象风一吹就要倒似的，但他却坚强如山。 　　 　　我上初三时，小哥读高三。这时哥姐们都已成家立业，且大都有了孩子，家庭负担繁重；父母已年近花甲，供两个儿子上学很吃力。小哥苦苦思索一个寒假后，不顾父母哥姐的劝阻，毅然决定退学。从此，他告别安逸，与书本分手，步上父母的后尘，慨然将自己的一生交给贫瘠的土地。 　　3年后，我成为本村第一个大学生。小哥松一口气，又节衣缩食，供我读完3年大专，才娶妻生子。 　　记得我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冬天，特别寒冷。一天，我收到小哥从千里之外寄来的家书。他在信中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盖的被子太薄，在夜里冻得瑟瑟发抖，因此他嘱咐我还买一床新被子加上。我心里暖乎乎的，热泪不禁涌出眼眶，立刻回信说：小哥，我一点也不冷，你放心好了…… 　　在我读大学期间，有几家工厂先后来农村招工，找到小哥，让他去当工人。小哥说：“如果我去了，虽然会比当农民轻省得多，但开头几年的工资一定很低，仅够自己吃饱肚子，就不能供小弟上学了。家里有几亩茶园，每年的收入刚好能支付小弟上学的费用。我宁愿在农村累点，做这有把握的事。”于是，他硬是放弃了许多青年农民梦寐以求的“好事”。乡亲们很感动，对他说：“将来你弟弟大学毕业后，回来当了官，一定会在公家给你找个更轻省更来钱的事做。”小哥笑笑，说：“如果我图这个，还不如现在就去当工人来得实在些。” 　　如今，我已在县城机关工作十七八年，一直热心于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未混得一官半职，自然不可能将小哥弄出“农门”，他也明知即使我有这个所谓的“权力”，也不会这么做，但我每次回家，他都如小时一样待我，从未有过半点要我报答的意思。 　　现在，小哥已近天命之年，我也早已过四十岁。小哥依然那么瘦，而原来比他更瘦的我却一年比一年胖起来。我常莫名其妙地想：我的变胖，正是小哥一直很瘦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