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冠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衣若芬女士著文称“东坡笠屐故事”是虚构的，她认为东坡在海南并没有戴着斗笠、穿着木屐的故事。东坡谪琼居儋期间到底有没有在生活中戴过斗笠，穿过木屐？海南东坡文化研究学者本期讲谭为您一解究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衣若芬女士著文《东坡海南笠屐故事的形成、传播与影响》认为“东坡笠屐故事”是虚构的，“东坡在海南到底有没有戴着斗笠、穿着木屐的故事”，她认为是没有的。 　　东坡谪琼居儋期间到底有没有在生活中戴过斗笠，穿过木屐？近千年后的我们要想切实地了解这个问题，唯有三种可能：一是东坡本人自己的说法；二是当时与东坡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的说法；三是据传闻而记录、流传下来的说法。看来她的论文对这三个问题的是与非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所以网友“野老放歌”以一篇《一个没有证据的结论》（简称《结论》）对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我同意《结论》“东坡笠屐图”不是虚构的观点。因为从现存的史料分析，根据传闻而记录、流传下来的说法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然而，《结论》所给出的几个论点和论据，仔细推敲起来仍嫌根据不足且有错误，故特再加考证如下。 　　东坡与李伯时关系辨 　　《结论》说：“东坡笠屐故事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见于北宋周紫芝的《太仓稊米集》。”又说“南宋费衮的《梁溪漫志》和张端义的《贵耳集》与周紫芝的记述基本相同。” 　　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周紫芝说的是东坡独自出游，往北方向，“偶得篛笠戴归”，没有提到着屐；而张端义与费衮说的是东坡到黎子云家，往东方向，遇雨，借笠屐而归。相同的只是：妇女儿童相随争笑，群犬争吠。然而，就这一点差别同异恰好说明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即这个传闻不仅止得于一家，而是群众口口相传，因而得以保存了故事的基本内容。近千年来，从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异议。 　　《结论》说：“如果说周紫芝在《太仓稊米集》的记述是东坡笠屐故事传播最早的文字，那么李伯时的《东坡笠屐图》就是传播最早的图像。” 　　这个说法却有问题，似乎没有深入了解东坡与李伯时之间的关系。李伯时名公麟，字伯时。北宋著名画家。《宋史》卷444与《东都事略》卷116都有传，李公麟有个弟弟叫李公寅，字亮工。王明清《挥麈三录》卷二载：“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鸣缙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其唱和。而李伯时以善丹青，妙绝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类，为《考古图》。又有李元中，字画之工，追踪钟、王。时号‘龙眠三李’。同年登进士第，出处相若。约以先贵毋相忘。其后仕俱不显。”所谓“仕俱不显”，指这三个人中进士后，仕途并不得志，当不上大官。李伯时后来得到陆游的祖父陆佃的荐举，当了个“御史检法”。李伯时因为善画得名，与东坡等交往甚密，但此人气节操守甚差。邵博《闻见后录》卷27载：“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伯时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为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这就是说，当东坡仕途得意，受到皇室重用，地位显赫时，李公麟特别献殷勤，连苏家祖宗的肖像他也代为绘制，但东坡得罪被贬之后，他便避之惟恐不及，连在京城碰到东坡兄弟两家的子弟他都不敢打招呼，以扇遮面远远躲开！实是个趋炎附势之人。不但如此，他还攀附权贵，尽力讨好奸臣蔡京。元祐八年，有咸阳百姓段义向朝廷进献玉玺，蔡京为愚弄昏庸的宋哲宗，诓说这玉玺是秦始皇的宝物，当朝臣们就此争论不休时，李伯时附会蔡京，硬说是秦朝的国宝，李斯题的字。这种欺人的把戏，瞒不了世人。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42中指出：“时惇、卞为宰执，京为两制首，乃主议者。京意欲希合其主，麟又欲希合京以通惇、卞，故云‘玺’也。徽宗立，复有‘夏禹元圭’之事，皆欲以此欺中外，而饰成功。”李伯时是想通过讨好蔡京，以进一步巴结上宰相章惇与蔡卞。但他所鉴定为“李斯题字”的传国玉玺，至北宋灭亡时，入侵的金人对此“宝贝”不屑一顾，连敌人也欺骗不了。 　　李伯时既是这种势利之人，他肯为落难天涯、死生未卜的东坡画这笠屐图吗？而且，更为现实的是，自东坡被贬岭南及海南之后，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极少有人得知他的消息。就连与他最要好的黄庭坚、秦少游、张耒、晁无咎等辈“苏门四学士”也都断绝了音问，而东坡怕连累亲友，也特别注意掩盖自己的行踪，即使偶有人来信探问，他也隐忍不发，不予回答。如遇赦北归途中，他曾经的幕僚、好友李之仪来信问安，他回信说：“某启。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多次来信都收到，就怕以这些无关紧要的问候之词连累到好朋友。这就是东坡为人处世的胸怀气度。而对于那些势利的人来说，那就更希望离得越远越好，不相闻问了。所以伴随他远走天涯的小儿子苏过也曾经慨叹：“先君之迁于南也，平昔亲旧不敢问安否者七年。”这七年时间正是东坡谪惠贬儋期间。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像李伯时这样的名利客，就是至亲好友也难以知道东坡在海外的生存状况。 　　然而，《结论》说：“东坡北归时，曾写下《次韵韶倅李通直二首》（李通直，即李伯时）《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二诗皆作于元符三年十二月，距离东坡辞世不到一年。东坡的诗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东坡北归时，他们还是密切来往，可以肯定李伯时当时也很了解东坡居儋的情况……” 　　其实，东坡这两首诗，前一首不是写给李伯时的，“李通直”不是李伯时，而是他的弟弟李亮工。为什么称李亮工为“李通直”？“通直”是李亮工的官阶“通直郎”（宋代正八品散官）的简称。当时李亮工任韶州知州的辅佐官员（即韶倅）。所以这两首诗（实为三首）都是写给李亮工的，与李伯时全无关系，且当时李伯时已经因病退养在家（《宋史》说他“元符三年，病痹，遂致仕。”）痹，即手脚麻木，举动艰难的症状。种种情况表明，在这个时候他不可能与东坡“密切来往”，更不可能“很了解东坡居儋的情况”。 　　费衮《梁溪漫志》卷四称：“建中靖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这是东坡在舒州会见李亮工后，次年到了阳羡的情形。此时朝廷又传来不利于“元祐党人”的消息，所以世风忽变，像李伯时这样的人怎么会“密切”与东坡的关系？何况他已经病废，难有作为。孔凡礼先生在《苏轼年谱》卷38中称：“入儋后，李公麟（伯时）为苏轼画像。”但他所引证的材料表明画的不是《东坡笠屐图》而是一幅《东坡水坻小像》与一幅《东坡乘槎图》。然而，就这两幅图而言，究竟是否作于东坡入儋后，孔先生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只能以“当为苏轼入儋初作”、“画当亦作于入儋后”的语气表示待考而已。他在引用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之二时，仅凭一句：“投之于鲲鲸之波”，便断言画“作于苏轼谪儋时”，但接着又加一句：“或为题李公麟此画像而作。”说明他没有亲眼见过李公麟的那幅画，所以不能说是定论。根据以上分析来看，李伯时在东坡南迁之后，不可能为东坡画像，更无机会画《东坡笠屐图》。 　　其实从李伯时已经病废不起的情况看，《结论》引用周紫芝的诗：“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笠屐图”，已经道出言外之意，说明想请李伯时为东坡画笠屐图仅能是一种愿望而已，不可能实现了。王摩诘即王维，唐代著名画家、诗人。东坡曾在诗里用以指代李伯时。如《李伯时画其弟亮工〈旧隐宅图〉》诗云：“乐天早退今安有，摩诘长闲古亦无。”这里的“摩诘”即指病废不起的李伯时。《梁溪漫志》在引用周紫芝的诗之后又加了一句：“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这就是说，到了南宋以后，虽然没有李伯时的画作，社会上也有人画过《东坡笠屐图》，不过大多是一般的画家，没有李伯时那样的高手罢了。 　　铁证待判：东坡书院《东坡笠屐图》谁人作品？ 　　但《结论》提供了一个似乎很“铁”的证据，说：“广东省博物馆赠送两张《东坡笠屐图》照片，托我转交东坡书院。这张《东坡笠屐图》（见附图）为朱兰嵎临摹。画幅多处有清代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的题词。翁方纲的题词鲜为人知，现摘录如下：季枢藏松雪画像皆与宋真本相合。盖疏眉凤眼，秀摄江山，两颊清峙，而须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是为宋李伯时之真本。赵松雪、朱兰嵎所临皆是证也。”   　　（下转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