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B11版）金山到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负责戏剧、电影工作。1938年，组织中国救亡剧团赴东南亚，向海外华侨进行抗战宣传。1939年春到达香港，导演演出过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和沃尔夫的《马门教授》。1942年在重庆主演了郭沫若创作的名剧《屈原》，以精湛的演技和生动的语言声调，在舞台上塑造了爱国诗人屈原的悲壮形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轰动了陪都山城。以后，金山参与筹组了中国艺术剧团，任总干事。并建立了专用剧场，演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剧目，成为大后方一个坚实的进步戏剧文化阵地。 　　1946年，金山到东北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编导、拍摄了抗日影片《松花江上》，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1949年，金山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后兼任总导演。在这个新中国刚建立的剧院，他先后主演了《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万尼亚舅舅》中的万尼亚、《红色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导演了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田汉的《丽人行》、《文成公主》，陈白尘的《纸老虎现形记》，姚仲明的《记忆犹新》等。 　　毋庸质疑，金山是上个世纪话剧、电影界出类拔萃的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杰出人才。但金山的一生，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在舞台上，金山是位出类拔萃的好演员；在生活中，人高马大、富于激情的金山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子。 　　当时，孙维世胆大妄为地充当第三者的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大为震惊。因为金山和张瑞芳不仅曾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而且是他们的要好朋友。周恩来思考再三，还是把孙维世叫到西花厅，严厉地批评了孙维世不正确的恋爱观，不该爱上有妇之夫，破坏别人的家庭。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孙维世已经坠入爱河无法自拔。她为了这次相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孙维世的任性使周恩来夫妇也无可奈何。 　　张瑞芳是个十分开朗、刚强和理智的女人，她认为金山和孙维世爱到这种程度，也就说明自己与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为了演好青艺这出非同小可的开张戏，为了不破坏正在排练着的《保尔·柯察金》，张瑞芳顾全大局把泪水往肚里咽。她坚持和金山进行了最后的合作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自己和金山的婚姻，并向组织提出调离北京去上海。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等待着，当她看到“妈妈”出现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邓颖超告诉她，“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总理爸爸的不凡礼物。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是，纸里包的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而又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孙维世和金山的蜜月过去不久，金山奉命带一个创作组前往朝鲜战场体验生活，为创作一部名叫《患难与共》的电影做收集素材准备工作。金日成首相对此十分重视，不仅亲自接见款待金山一行，还派自己的女秘书负责接待和陪同，同时作金山的向导兼翻译。一段时期的接待陪同下来，金山竟又与这位异国的青年女秘书产生了难舍难分的情感，公然同居。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说后非常恼火，认为这件事在国内外影响太坏，忙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得悉后马上回电彭德怀，要他将金山押回国内处理。紧接着有关领导找孙维世谈话，希望她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坏分子”金山划清界限。金山被押回北京，刚刚走下火车就被迎上来的孙维世重重地扇了一记大耳光。回到家里，金山流着泪向孙维世下跪真诚地表示：愿意接受维世的一切处置。但孙维世却没有眼泪、没有吵闹，而是带着善意和深情告诉金山，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关系的时候，首先是要接受组织的处理。 　　在一次青艺组织的批判会进入尾声的时候，人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默默坐在一边的孙维世，希望她也能上台表个态和金山做个决断。孙维世缓缓走到台前说：“同志们要我表个态，也许最简单的两个字就是离婚。可是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金山不单单是我的丈夫，他还是一个老党员；他犯了错误，在这个时候，我首先要拉他一把，让他重新站起来。我相信，金山将是最后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金山在下放工厂劳动期间，从未忘记过孙维世期望他“重新站起来”的呼唤。后来，他真的从低迷和绝望的情绪中走出来，在他的艺术道路上又坚强不屈地站了起来。他在话剧和电影《红色风暴》中塑造了施洋大律师，在话剧《万尼亚舅舅》中塑造了万尼亚等光辉的舞台和银幕形象。在他的后半生中，经历了“文革”的残酷迫害和人格的严酷考验，保持了人生的晚节，应该说这一切应首先归功于妻子孙维世，否则就没有了金山闪闪发光的后半生。 　　周爸爸邓妈妈亲爱的闺女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是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的。孙维世做了周恩来、邓颖超的女儿后，牢牢地记着这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的西花厅，孙维世都是和周恩来、邓颖超生活在一起的，直到她与金山结婚后才搬离中南海西花厅。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结婚25年在西方国家被称为“银婚”，孙维世打算为父母搞个简朴的银婚纪念，就偷偷地准备着。 　　周恩来太忙了，即便记得这个日子也无暇顾及，但当年的战友们都记着这个日子。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给他们送来了纪念品，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送来了她专门画的一幅寓意颇深的梅花风雪画…… 　　孙维世悄悄做了十几朵大红花，其中有两朵最大。这天，她在周恩来外出后，悄悄让邓颖超按照当年结婚时的着装穿上白色旗袍和白鞋白袜，再戴上一朵大红花。中午，待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孙维世就迎了上去，突然从身后拿出那朵大红花，不由分说地戴到周恩来胸前，又把他和已戴上大红花的邓颖超拉拥到一起，让他俩互相挽起手臂拍照。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恍然大悟：“维世是给我们做银婚纪念来了！”这时，只听孙维世高声宣布道：“现在，我爸爸妈妈银婚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放音乐！”周恩来的行政秘书何谦一听，立即打开留声机，放起了陕北情歌《兰花花》的唱片。那高亢激越的歌声一起，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贴身卫士韩福裕等都拥了出来，包括孙维世在内的所有女性胸前都戴上了红花。成元功还拿着照相机，跑前跑后地为他们拍照。乐得邓颖超笑着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特别简单，这下倒热闹，导演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周恩来、邓颖超这对老夫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开国名导的戏剧实践 　　1956年9月，在孙维世的提议下，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首任院长是著名戏剧家和教育家欧阳予倩，孙维世担任了副院长兼总导演。几十年来，剧院上演了众多的优秀剧目。通过剧院的演出，不仅使中国戏剧大师欧阳予倩、郭沫若、曹禺、阳翰笙、陈白尘等的力作在当今舞台上再现光芒，也使外国文学和戏剧巨匠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名著名剧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大放异彩。剧院的公演剧目涉及中外古今，以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体裁、形式绘制成新中国的话剧剧目长卷，形成了鲜明的富有实验特色的剧院艺术风格。 　　据后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著名话剧、影视演员石维坚回忆，当时孙维世之所以想成立实验话剧院，是她不希望斯坦尼体系统治中国话剧。话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宣传为主，新中国成立后则归为戏剧审美艺术。用孙维世的话说：“话剧，就是活人演给活人看的活戏。”孙维世在苏联学的便是如此的道理，因此实验话剧院调人的构思也是如此。当时实验话剧院成员的组成，主要部分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和毕业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学习前都已经是著名演员或剧团骨干，比如于蓝、田华、姚向黎、李丁、熊塞声、田成仁、王一之等。另一部分来自上海的优秀青年演员，这些人既懂斯坦尼，也熟悉中国戏剧，孙维世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自己的话剧实验。实验话剧院成立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中国民族的戏剧表演体系。因此剧院的成立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一种话剧学术追求的落实。孙维世要建立中国的话剧剧场艺术，面对自己的新中国观众进行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话剧演员如鱼得水，排练演出了一批好戏，如孙维世导演的建院剧目《同甘共苦》以及《桃花扇》、《一仆二主》、《三人行》、《黑奴恨》、《大雷雨》等。当时年轻英俊的石维坚演《同甘共苦》里的小警卫员时，孙维世在总结中表扬了他，并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话后来成了石维坚一生的座右铭。 　　孙维世排戏极为投入，十分认真负责，有时达到苛求的状态，经常是一边排戏一边揪着自己的头发，一边哭一边笑的跟着戏里的人物走动着。她排戏时鼓励大家积极提意见，她霸道，但也十分民主。听到谁提了个好意见，她会十分高兴地说：“大家静一静啊，现在听XX同志给大家说说，说完了按他的意见我们再排一遍。”说完了，她会说：“哟，说得多好啊，大家鼓掌！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再排一遍。”等排完后一看，那已经不是意见提出者的东西了，而已溶为她导演中的一部分，她把对方的意见吸收消化并且升华了。这就是一位大导演的成功和超人之处。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名著《叶尔绍夫兄弟》（他同时还著有《区委书记》，此作品在当时影响同样很大），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这两本作品影响很大，中央所有部委领导以及各省委书记、省领导等几乎都读过这两部现代长篇小说。为了反修防修的需要，由孙维世领头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将其改编成话剧。经过不到一年的日夜准备和排练，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内部公演了。这部剧反映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各阶层、各族人民，尤其是莫斯科人民的思想状况，经留苏学习戏剧理论和艺术的孙维世执导，此剧以极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语言首现中国话剧舞台，引起了轰动，竟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连续上演了三个月。党和国家领导人除毛主席和林彪外，全部亲临观看，周总理看了两次，总理很赞赏孙的才能，认为无论内容、造型、语言都有独到之处。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还登上舞台接见了孙维世和全体演员，肯定了导演和全体演员的成功演出。朱总司令因年纪大，是分两次看完了全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编、导、演几乎没有稿酬。他们认为有工资就可以工作和生活，当时补助一顿不要钱和粮票的晚餐或夜宵就很高兴。当年参加演出的石维坚说：“甚至我的一包道具前门牌香烟，都是难得的，有四五个人围着我要剩下的香烟抽呢。” 　　“红色公主”惨死狱中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之初，孙维世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 受到批判，但她有着红色出身背景，在大多数文艺界领导干部身陷囹圄时，尚能安然无恙。到了1967年下半年，噩运一步一步向孙维世袭来。1967年9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大哥孙宁世（孙泱），被残酷迫害致死。1967年12月，丈夫金山被以“特嫌”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肆无忌惮抄走孙维世大量与中共高层往来信件、照片和资料。1968年3月，孙维世被捕入狱。 　　对于革命烈士遗孤、“红色公主”孙维世在“文革”中最终惨死狱中，人们后来作了许多猜测和推断。 　　孙维世六姨任均回忆说：“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孙维世一家与总理一家持续四十余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一国总理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感叹无比地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爆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据林利回忆，孙维世和她是“苏修特务的同案犯”，即以所谓“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同一天被捕的，但较温存的室友李莎却最终保住了性命，盼到了粉碎“四人帮”出狱平反了。 　　2008年第3期《党史纵横》刊载《“红色公主”孙维世命殒五角楼》一文写道：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18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党一手培养的红色戏剧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