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刘震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即着笔书写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 　　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番出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在事儿上没延续，但理儿上有延续。 　　 　　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 　　海南周刊：您的这部小说的书名很是吸引人，书名为什么叫《我不是潘金莲》，有什么寓意吗？ 　　刘震云：我有一些朋友不太同意这个书名。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这句的反过来源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姊妹篇也不准确，应该是兄妹篇。 　　《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说一句话，但把这句话说出去是非常的困难，困难并不是说这句话我说不出来，而是我找不到听我这个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原来我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这次主人公第一次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用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这句话，就是这个书名《我不是潘金莲》。但她用了一辈子的工夫，从她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但最后闹成了国家大事。 　　海南周刊：您写一部小说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些灵感或者说是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刘震云：写的话很快，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但是准备思考酝酿的时间要三到五年。写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细节、一种景象，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简单但它背后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生活的逻辑很重要，生活的逻辑导致了政治逻辑。 　　《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这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海南周刊：小说写了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因为一件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而上访的故事，您怎么定位这部小说呢，它是政治小说吗？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米兰·昆德拉要纠正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话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比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小说中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的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 　　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离婚和各级政府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 　　“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 　　海南周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评论说您的作品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经常听到评论说我绕，读我的作品绕，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我来把它说清楚。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事不绕，但事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为什么是绕的？因为别的民族就产生过绕的人，国外有人来钻这64个管道，但中国没有人来钻。我就来钻吧，我就来绕吧。 　　在生活中，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是我们村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就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这事弄还是不弄，要不就弄要不就不弄。但是你看越往上走，一个弄和不弄就变得特别复杂，一层一层为什么要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变得那么的复杂。我们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复杂吗？需要这么复杂和叠床架屋，这么多管理我们的人设计出来的这么多的东西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和不绕的一个道理。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的是，我现在能做到听不同的意见，我的生活突然变得更加的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我们把一个事想明白的时候，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是愉快的。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身边的每一个事，要想明白。 　　海南周刊：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一共三章，前两部分都是序言，只有最后寥寥十几页才是正文。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公路小说，杨百顺、牛爱国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有停止。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李雪莲也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利用了前面200多页积累的生活逻辑。小说改了结尾，就一下子从21个管道疏通了64个管道。 　　《我不是潘金莲》最后把一切逻辑都摒弃了，所有能遵守的规律、法律、规则都摒弃了，史为民比我想的还要深，不用纠正，你相信它才会想去纠正它。不用相信，不用纠正，要摒弃。李雪莲还信，史为民是被李雪莲告倒的人，他不信。李雪莲用一辈子没想清的道理，到史为民这里想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