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军也向香港发动了进攻，形势异常危急。当时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一些党政军要人及文化、经济界名流如宋庆龄、何香凝、陈济棠、柳亚子、茅盾等都寄居于此，为避免他们落入敌手，重庆政府专门派出飞机到港抢救。但因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被抢救人员，陈寅恪因此错过了返回内地的最佳时机。为营救这位“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从国民政府到国内知识界，各界人士不遗余力费尽心思。1942年6月，陈寅恪与家人终于安然返回内地。 　　著名学者、史学大家陈寅恪出身名门又学识过人，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合称“清末四公子”，其本人1920年代即名列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故有“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的美誉，被视为中国学术界最优秀的学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于日本人之手。陈寅恪当时正在香港，为营救这位“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重庆国民政府、中研院、西南联大以及国内知识界同仁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思。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70年前的初夏时节，即1942年的6月，陈寅恪与家人终于安然返回内地。 　　“抢运行动”引发的风波 　　1939年，陈寅恪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因夫人唐筼患心脏病需要治疗，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决定举家赴英国。后来由于时局变化，陈氏一家滞留香港进退维谷，最后经中英文化协会负责人杭立武联系，陈寅恪被聘为港大客座教授，暂居香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军也向香港发动了进攻，形势异常危急。当时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一些党政军要人及文化、经济界名流如宋庆龄、何香凝、陈济棠、柳亚子、茅盾、胡政之等都寄居于此，为避免他们落入敌手，重庆政府专门派出飞机到港抢救。但因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被抢救人员，陈寅恪因此错过了返回内地的最佳时机。 　　12月10日，由香港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飞抵重庆。《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社长胡政之，谁知根本没见胡政之和其他要人、名流的踪影，只看到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女儿孔令仪、老妈子以及大批的箱笼和几条洋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当日并未到机场，他听了接机人员汇报后十分气愤，随即写了一篇社评披露此事：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 　　社评一经发表，各地报纸相继转载，舆论大哗。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由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共同圈定的本校教授陈寅恪本在“抢运”之列，却由于孔祥熙家人所带箱笼、洋狗占用座位而未返回，甚至还有人说陈寅恪已经遇难了。闻此消息，陈寅恪的朋友、同事和学生极为震惊，联大历史系的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吴晗当时在联大历史系任教，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指南宋权臣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正在四川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则呼吁“杀孔祥熙以谢天下”。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联大师生的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校园里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倒孔运动”。 　　其实这起沸沸扬扬的“飞机洋狗事件”是件不折不扣的假新闻。事情发生后，重庆政府交通部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查明当时因无法通知被营救人员，故飞机尚有空余座位，最后航空公司有人搭机，所装箱笼皆为中央银行公物，至于四只洋狗，则系美国机师顺便携带到渝，这些物品均非宋霭龄所有。交通部将调查结果函告《大公报》，并要求报社“即予更正，以正视听”。次日，《大公报》复函称“事属子虚，自认疏失”。 　　与宋霭龄同机返渝的宋庆龄也于事后致信宋子文说明此事：“《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评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7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此信藏于胡佛档案馆，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应该是澄清“飞机洋狗事件”的有力证据。 　　困居港岛 　　日军占领香港后，香港大学停课。此时的陈寅恪已无任何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绝境，只好带家人东躲西藏，在恐惧和饥寒中度日。据陈寅恪三女儿美延回忆，当时交通阻断，商店闭门，家家没有余粮。母亲唐筼已开始控制家人的饮食，能有碗红薯根稀粥，就已经是“神仙饭”了。有一次，陈寅恪大女儿流求、二女儿小彭随邻居去市场买了一块豆腐，突然有个外表斯文的男青年一把抢走豆腐，塞进嘴里吞下，由此可见当时食物紧缺的情况。 　　当时陈家租住的“洽庐”住了许多房客，大家为了安全，全部搬到底楼同住，窗户也用被子毯子遮挡起来，以防弹片。后来日军一支部队看中了这处房子，欲征为军用，限令住户马上搬离。通晓日语的陈寅恪不顾个人安危，与房东出面与日军交涉，要求延缓几日。陈寅恪的三个女儿在她们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回忆说：“眼看我们将无家可归，主要路口多处被架设的铁丝网阻断，有日军把守，禁止百姓通行，想投靠亲友，也走不过去。第二天清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好心人把她收留送还。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父亲长声叹气，流求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后来因该部队调防，‘洽庐’各户才躲过此遭劫难。”　　 　　这时，日伪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得了陈寅恪的下落，纷纷登门骚扰，都想利用这位学术大师的名义为他们支撑门面。情况正如陈寅恪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更有可危者，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 　　朱家骅出手相救 　　陈寅恪困居香港期间，内地的朋友、同事和学生都为他的处境和安危担忧，其中俞大维、傅斯年、杭立武和朱家骅等更是积极参与营救。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在营救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但一直少有人知，陈的亲友、同事以及研究者对此也很少提及，只有学者陈哲三在其《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中曾经谈到，但也是一笔带过：“太平洋战事爆发时，他（指陈寅恪）正执教于香港。香港沦陷，他一家四口生活十分艰难，将衣物换食物，生活物资极端缺乏。后来朱家骅派人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把陈家四口接到广东，之后辗转到了重庆。” 　　朱家骅是如何施手相救的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组抗战期间的函电，这些泛黄的老档案为我们还原了当年的真相。 　　1942年3月31日，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委员兼书记长高廷梓致电朱家骅，向他汇报了陈寅恪等文化名流在香港的情况：“陈寅恪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 　　4月10日，朱家骅将陈寅恪近况转告傅斯年。22日，朱家骅致电中统驻澳门情报机构，请其转告陈寅恪：“港变以来，无时不以尊况为念，嗣闻备受艰辛，又苦不审最近寓址，无从问讯，悬系曷极，顷庄泽宣兄函知尊寓，甚慰，盼即设法由广州湾（今湛江）返国，如能设法先至澳门或广州湾后即可与弟通讯，所需费用若干请电复，当照汇，复电即交原送电人带回代发可也。” 　　陈寅恪收到朱家骅的电报后，振奋异常，随即复电，同意朱家骅的安排：“来电敬悉，即携眷赴广州湾返国。请急电汇两万元至遂溪麻章三元宫梁汝文女士代收留交，并乞电麻章海关及桂省长，转饬盘龙关及沿途关卡军警特予保护为感。” 　　随后，朱家骅又致电陈寅恪数通，告知陈氏汇款金额及领取地点、方式等，其用心之良苦由此可略见一斑。在朱家骅的安排下，5月5日，陈寅恪一家乘船离港，途中遇风浪，一叶扁舟，历经万险，终抵湛江，住进了一家小旅社。5月26日又从湛江出发，经赤坎、廉江、玉林、贵县、桂平、柳州，18日到达桂林———1942年中国知识界的这次营救行动至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