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地处海口今义兴街（古称关厂坊）的海口西天庙，所奉祀者却为海南先贤、临高人王佐，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感讶异。海南进士粘世玿于光绪二十八年即壬寅年撰立的《重修西天庙记》，文既简洁雅驯，颇有文学色彩，而张廷镛之书亦极雄健有力，兼融颜苏二体的风味，属海南碑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海口市遗存碑刻的拓本，其中有粘世玿光绪二十八年即壬寅年撰立的《重修西天庙记》，文既简洁雅驯，颇有文学色彩，而张廷镛之书亦极雄健有力，兼融颜苏二体的风味，属海南碑刻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文字与书法兼备

　　成海南碑刻珍品

　　粘世玿，号璞斋，海口人，光绪十七年（1891）与冯骥声同科中进士，光绪末年任苏泉书院院长，曾与王国宪等绅商一道筹建府城爱生医院，与这个文人小群体多有交往，宜乎其诗文深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惜乎不见其诗文集传世。至于书写碑文的张廷镛则名不见经传，但其书法造诣能超迈时流，也应是当时诸生中的佼佼者，此碑一文分刻于二石，首行即为题目《重修西天庙记》，末为撰人书人落款及日期，碑额则分书“光绪壬寅”、“重修庙记”各四字。可能是拓印的效果不一，前石字迹较模糊，后石则清晰如初。现先将碑文加以标点并全录如下：

　　郡北十里，为海口所。所之西，有关厂坊焉。溪水回环，通乎舟楫，城堞相接，绕列市廛。其间有西天祖庙，举祀吾郡临邑王桐乡先生，由来久矣。先生讳佐，以名孝廉出守临江，勋炳明史，崇祀乡贤，文章经济，载在志乘，前人已详，毋庸具赘。而崇祀斯土者，大抵德泽所贻，礼亦罔替，无异立栾公之社，建石相之祠焉。乃星移物换，风霜剥蚀，琱楹绣瓦，旋见虚烟远生，粉壁瑶阶，祗剩积藓弥望，正殿不扬，群廊自废，鲁将免火，杞应忧崩。吾友温广文润尝虑及之，谋商于余。余曰：“兴废举隆，吾儒之责，近在子坊中，盍先图之？”友曰：“敝坊僻处一隅，巷居简陋，户口虽繁，财源稀淡。惟先生诞降海外，泽及海邦，凡商贾航海而来者，所祷必应，香火因极盛焉。“邀余推广募修，使得众擎易举，余欣然从之。即集坊中绅士，并广、潮、南、建、高五行绅商抵庙会议。众情踊跃，询谋佥同，即鸠工庀财，涓吉兴修。剪茅茨于墙垣，彰藻彩于节梲，崇陞宫殿，修葺亭阶，更高头门，添造廊庑。兴工于辛丑季冬，告竣于壬寅仲夏，费金肆仟陆佰有奇。此举也，虽绅商之急公好义，温广文之力居多。迄今鸿模式廓，丹雘维新。巍峨庙貌，奚沦琼岛之英奇，虔肃明禋，不没南溟之茂草。窃愿后之君子，风其义而随时修理，俾前贤获灵爽式凭，馨香勿替。隆崇德报功之典，即以申桑梓敬恭之义，此诚有厚望焉。是为序。

　　里人粘世玿拜撰，后学生张廷镛薰沐拜书

　　光绪贰拾捌年岁次壬寅  月榖旦立

　　明代名贤王佐，

　　何以成为海上保护神  

　　西天庙据载始建于明代隆庆年间，地处海口今义兴街（古称关厂坊），所奉祀者却为临高人王佐，事属讶异。大约因海口乃港埠之地，商旅往来多凭舟楫，西天庙之修建便是出于航海安全的心理需要。王佐本为明代名贤，何以会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应与民间传说有关。传说为何？卒已语焉不详了。乾隆三十五年伊益炘所撰《重修西天庙记》曰：“（王佐）于成化之初卒于溟海之上，灵明南国，时磅礡于寰区，名震西天，作保障于山海，郡人士乃于所外之西崇其庙而尸祝之。”其后的《道光琼州府志》曰：“西天庙，在海口所城西二里许。祀明王佐，灵显海上，祈祷立应，故郡城商民虔祀之。”粘世玿此记曰：“惟先生诞降海外，泽及海邦，凡商贾航海而来者，所祷必应，香火因极盛焉。”至于如何“灵明南国”，如何“灵显海上”，如何“泽及海邦”，皆无具体所指。乾隆三十五年《重修先天庙记》所言“卒于溟海之上”，以及嘉庆十七年《重修西天庙记》所言“卒于琼海之上”，似指渡海时遇难而卒，乃为附会王佐成神之说。但王佐实为正德七年（1512）才终老家中，上推他当生于宣德三年（1428），终年已八十五虚岁了。上举碑文混乱之处还有不少。乾隆三十五年碑记说王佐“正统丁卯仕，于成化之初卒”，这是把王佐中举时间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混同于出仕时间了。王佐之初仕乃在成化二年任高州府同知，卒年如上所述。嘉庆十七年碑记有“王佐登正统丁卯贤书，出宰桐乡”一语，便是与王佐家乡多刺桐因自号桐乡的说法混淆了。还有因残缺而不详年代、撰者的《王桐乡先生庙碑》，言王佐中举后“就江西临江同知，既而岭南乱……便遂调粤东高州同知”，史实是王佐成化二年先任高州府同知，丁母忧后于成化十年补福建邵武同知，到成化十九年始任江西临江府同知的。混乱的出现，或者是撰文者不明史实率尔操觚，或者是颠倒始末故神其说吧。粘世玿所作却无此类毛病，应是文史素养不同故也。这也是粘文可贵之处。

　　粘世玿文另一可贵之处，是不着意渲染迷信的色彩，文章主旨偏重于“德泽所贻，礼亦罔替”方面，亦即谁有功德于民，则民为之纪念不衰。文中举了“栾公之社”和“石相之祠”两个典故。栾公即栾布，因汉代吴楚七国之乱时有功于朝廷，死后燕齐之间争相立社，谓之栾公社。石相即石建，亦汉代人，父子兄弟皆忠孝，石建为齐相时，不言而齐国大治，齐人为立齐相祠。两皆有功于国，有德于民，民为立祠庙纪念的显例。王佐则是明代海南名贤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与丘公约略同时而稍早，三任同知而清介不改，身为书生而能计破叛乱，有功于国家和地方。而在晚年退休家居，则能与乡邻忧乐相通，以能预报农时的刺桐花自喻，所作诗篇多歌咏海南人情风物，诗中始终融贯着民胞物与的情怀，乃海南杰出的乡土诗人。即使去掉灵爽报应的神异色彩，琼人要立祠纪念他也是毫不奇怪的。粘文突出了这一点，正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

　　粘世玿文的再一可贵之处，便是行文简洁，序次井然，文辞雅驯，收放合度。此乃古人作文的基本要求，而粘文便是得其法乳者。同时所观的二三十通碑文，大抵都是募修庙宇祠堂的记录，然或似村夫乡言，缴绕不清，或如断烂帐册，难于卒读，绝无粘世玿此文的清通可言。又碑文的书写，亦大抵质木僵硬，加以刻工太差，绝无张廷镛所写此碑的劲爽健朗，多饶姿态。盖寻常地方非通都大邑，撰碑书碑皆难得其人也。所幸清末琼山地区主要是府城海口，形成了一个以冯骥声为首的活跃的文人小群体，著名的还有林之椿、曾对颜、张廷标、舒乔青、王国宪等等，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集会唱和，互为推挹，掀起清末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创作小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