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世界上最难捱的饥饿，往往不是饿死之前的无知觉状态，而是饿了多日之后突然看到食物的兴奋，看到食物却又吃不着的急切，吃到一点却又吃不饱的无奈。那种被唤醒的饥饿感，会像老鼠啃你的心一样，让你疼，让你疯！

　　我的大学四年，基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度过的。

　　每顿饭只能吃个半饱

　　我们这届大学生是文革十年动乱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被称为77级，实际上是1977年冬季考试，1978年春季入校，是个春季班。

　　经过了漫长的冬季，看到万物复苏百花盛开，城里人高兴得呼朋唤友郊游照相，农村人却忙着春耕备肥，为孩子筹学费，借粮度春荒。

　　我家在关中农村，家里成分是地主，却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家，每年一到春季就没粮吃。高考中榜后，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赵镇廉家出了个大学生，全村人都在为我高兴。我的父母也是人前笑得合不拢嘴，但每到夜静，却在为我上大学的费用发愁。

　　1978年春节过后，背着铺盖卷，带着母亲烙的20个砣砣馍和10个煮鸡蛋，怀里揣着父亲借来的40块钱，坐了近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我这个乡里娃第一次懵懵懂懂地进了西安，跌跌撞撞地找到了西北大学的校门。

　　我们班有20人是第一次录取时因政审没过关被刷下去，后来改变政策后才补录的，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进校比别人晚了一个月，都住在学校西门旁靠近食堂的宿舍楼里。那一袋子砣砣馍和煮鸡蛋就挂在我的床头，我每天看着它们，很馋，但又舍不得多吃，因为我在家很少能吃到纯白面的馍馍，更别说鸡蛋了。每天早餐，我不去食堂，一个鸡蛋一个馍就是我最奢华的享受，可以香一整天。吃了两星期，直到同宿舍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说都有味道了，我才下了狠心，放开肚子，把剩下的两个鸡蛋三个馍一顿吃完了。那算是进校后吃得最饱的一次。

　　当时，大学生的口粮是每天一斤，也就是五个二两的馒头。早餐一个，午餐和晚餐各两个。在农村水利工地干活时，五个馒头我用筷子扎下去像吃冰糖葫芦一样，一眨眼就没了，现在这点儿东西哪够我吃？所以每顿饭我只能给肚子垫个底，两节课后就开始饿得发慌，六神无主，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是什么，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全是热腾腾的馒头。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一响，我总是抢着第一个冲出教室一路狂奔到食堂。那时候，我对“离弦的箭”这个词体会特别深。

　　有一次，我和几位西安本地同学蹲在食堂外边的砖地上吃饭。他们几个城里同学都买了肉菜，我只买了素菜。不记得是谁了，一边吃一边抱怨“太肥太腻”，把碗里的肥肉一片片拣出来扔在地上。要知道那些肉片对我的诱惑有多大啊！他扔一下，我的心就疼一下。当时，我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很想把他扔在地上的肉片捡起来冲一冲吃了。

　　现在想起来可笑，但那几年我就是那么过的，经常为吃饱肚子伤神。

　　比肚子更饿的是脑子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大学不收学费，吃饭还实行助学金制度。助学金不发现金，直接发食堂菜票。

　　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9.5元，因为家里穷，属最高一档。班上很多同学每月20元菜票都不够用，我只吃10元左右，剩下的菜票都换成钱，用来去西大书亭买书。那时候书便宜啊，一本《语言学概论》0.95元，《古文观止》上下两册1.5元，《英国文学史纲》1.80元，简装书很少有超过2元的。我也经常去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那里不仅能经常淘到好书，而且价钱非常便宜。我就用从嘴里抠出来的钱全部买了书，因为我发现比肚子更饿的是脑子。

　　记得有一次上中共党史课，讲到遵义会议那一节，课间休息时，李延风同学与郭扬威老师讨论遵义会议的细节，就像说他们家的事一样既清楚又肯定，让我非常吃惊。她说的跟我从小接受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跟老师讲的也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她怎么能知道那么多东西？虽然后来我才知道她讲的就是她父亲的亲身经历，但当时那种震撼实在太强了。这件事让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差距。

　　再后来，听沈宁谈戏剧理论，听邢汤风探讨美学，听吴予敏谈俄国的三个“斯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震傻。

　　上大学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因为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一直是学校的尖子生，自我感觉良好。进了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除了鲁迅和左翼作家之外，现代文学史上竟然还有沈从文和郁达夫，竟然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我不知道莎士比亚和歌德，不知道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更不知道亚里斯多德和俄国的三个“斯基”。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宿舍里，每每听到别人侃侃而谈时，我都像“大西洋底的来客”一样，既听不懂，更插不上话。

　　那一阵，我灰心极了，自卑极了，甚至想退学。但一想到老父亲那充满期盼的目光，想到回去以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不敢。

　　在那段日子里，经常陪在我身边的是李常茂同学。他进大学前是一名黄河纤夫，家境比我的情况还要糟糕。但他比我乐观，比我坚强。他说，城里孩子读书时咱们在农村下苦，咱们读书少见识少一点都不奇怪。现在进了大学，有书读了，只要努力，差距总会慢慢缩小。在他的鼓励下，我打消了退学念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近乎疯狂地恶补自己该读而没有读的书。

　　每天早晨，全宿舍我第一个起床，跑步，洗漱，早读，上课。每天晚上很晚回宿舍，上了床还要闭着眼睛背英语和古文。

　　第一个暑假，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一边在西大桃园锄草，一边读书。一个假期下来，我不仅靠打工挣了30多块钱，还读了很多书，尤其是英语成绩突飞猛进。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竟然获得了班委会颁发的“勤奋进步奖”，这让我异常兴奋！

　　第二年，我的一篇读书感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赞许，也挣到了平生第一笔稿费，这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慢慢地，我开始融入群体。

　　大脑饥饿依然，但我逐渐找回自信。

　　比饥饿更难受的是孤独

　　刚进城时，我满眼都是新奇，脚趾甲都透着胆怯。面对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陌生的面孔，我诚惶诚恐，不知话该怎样说，事该怎样做。

　　我说话大声且带浓重的方言，常引来同学耻笑。我舍不得扔掉过夜的馒头，也常让别人皱眉。别人说说笑笑时，我很想参与，但总插不上话。有时偶尔说一句，也总不着边际，要么无声无息，要么大家都停下来看我，害得我恨不得转身就跑。

　　那段日子，孤独比饥饿更难受。

　　在孤独的日子里，始终与我相伴的是我的“农民党”兄弟，张君宽、李亚军、李常茂、柳凤敏、梁建邦，还有休学一年的李子洲。我与他们情同手足，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论世事，一起放豪情。在我们班的“第三世界”里，我们几个来自陕西农村的青年相拥取暖，结伴度过了漫长的四年。

　　我要感谢我们班的三任老班长。陈学超带我熟悉城市，熟悉校园，经常点拨我如何与人打交道，帮我树立起最初的自信。王晓安教我学会了归纳法，学会了做笔记，学会了以点带面，学会了浓缩和还原。薛保勤为人诚恳，特别能够理解和照顾农村同学的困境与脆弱感情，经常为我们仗义执言。

　　更要感谢我们的系主任景生泽先生，他是我伯父的老朋友，对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关心又严厉。我常去他那儿借书，也常去他家蹭饭。还要感谢图书馆的杨秀清先生，他开了一次“后门”，放我进了图书馆的藏书室，找到了一部1930年代美国蓝登书屋版的《尤金·奥尼尔全集》，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尤金·奥尼尔初探》，并且在毕业后因这篇论文获奖。

　　我还要感谢陈瑞琳同学。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了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她被分配到了陕西科技报社。她找到我，要跟我换岗。这一换，成就了两个人的梦想：她从那里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后赴美，成了蜚声北美文坛的华裔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而我则投身报业，当了一名记者，从事了自己一生热爱的职业。

　　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充足的营养，让我在饥饿中学会了吸收，在孤独中学会了忍耐，在挫折中学会了坚守，在碰撞中学会了宽容，在互帮互助中学会了感恩。

　　感谢西北大学，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西大中文系77级的兄弟姐妹！那四年学到的一切，让我终生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