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浅注》（曹础基著，中华书局1982年版）是我大学期间认真读过的一本书，书本翻得有些旧了，上面划满了圈圈和红杠杠。虽说如此，作为六十年代生人，我们的青春是和罗大佑一起度过的。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里，我们充满理想，传唱着属于那一代人的《光阴的故事》。初读庄子，留在我青春记忆中，更多的是对心灵自由的向往，是庄子《逍遥游》里那只“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以及那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社会的理想世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读出《庄子》含蕴深沉和内心沉痛的另一面，是与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阅历联系在一起的。有人说，五十岁只是中场休息，而非终点。南宋词人蒋捷在《虞美人·听雨》中，用“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来概括自己的中年人生片断。与“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孟浪相比，其颠沛的心情和欲说还休的人生感触，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庄子》，我曾有一种误解，以为庄子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如大鹏般翱翔，视世界如敝屣，却不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世界是无法放弃的。在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年过五十，再读庄子，我不仅感受到他的理想与希望，还有他“寄沉痛于悠闲”的那份悲哀与无奈。

　　人的一生自有命定的历程，生活在理想的社会里当然是一种幸运，但庄子生逢乱世，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在那个悲剧时代，躲过刑罚就算是幸运了，庄子心情的苦痛和矛盾由此可见。也正因为这样，生命在乱世中如何安顿、心灵如何获得自由，成为庄子思考的主要问题。

　　据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是佛为心、儒为表、道为骨。在对待存身之道上，儒道两家迥然不同。有人打了个比方：当邻家失火时，要不要把你那无济于事的一桶水泼上去？孔子当然是要泼的，这既是一种姿态，同时也是同情心的表达，他求的只是心安，而不一定是实际的结果；而庄子呢，他不，当他知道泼水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会把水留给自己。庄子是冷峻甚或是“无情”的，在他的世界里，“物物而不物于物”，人的生命才是第一位的。

　　清代学者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说：“顺事而不滞于物，冥情而不撄于天，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这是庄子为世人探索出的全生避害的存身之法。人生在世，总有太多无奈，要保全生命，不使自己受伤，就要做到“安时处顺”和“以无用为用”。就像《人间世》中的栎社树，正因为它是不材之木，具有无用的特性，才免遭伤害，得以终其天年。“无用之用”的“无用”是对他人的无用，“有用”是对自己保全性命的有用。“有才”的智者，在沉痛与艰难之中寻求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世人所极力追求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庄子却视之为桎梏罗网。

　　生活就像个舞台，对于年过五十的人，每天都是一次重要的登场。“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身不由己”。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在不由自主的痛苦中坚守；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承担，或许这就是庄子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庄子认为，要达到精神的解放，实现逍遥游，人就必须不谴是非、忘却生死、齐同万物，进入那个“心斋”和“坐忘”的境界。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不仅可以任心而游，而且可不受外在任何事物的伤害：“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庄子》是中国知识分子人生课堂里的必读书，每次读每次生出不同的感受。五十岁以后需要更本质地生活：我们已不再轻狂，没有了“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的豪情气概；我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弱点和优势，知道如何负责任地对待生命，以及如何避免错误；我们也已不在乎哪个品牌的汽车或名表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才是匹配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权衡生活的方向。对我来说，在不同选择中，最感动而值得珍惜的幸福，也许只是我看着窗外蜿蜒远去的南渡江和落日的余晖，听到一首莫扎特的曲子或是莎拉·布莱曼用她天籁般的声音在吟唱；或者是假期去远足，精疲力尽却又心满意足地欣赏大自然的如画美景。

　　生命是个充满享受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自己人生的账房先生，而要做生活的艺术家，心平气和地去和庄子自由自适的世界靠近——去做，那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