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愁”几乎弥漫了我们生活的整个空间，从文字写作到摄影，从电影到地下纪录片，各界忙着对“乡愁”进行热捧、审视与解读。在这些因时应景的关于乡村、乡愁的表达中，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杨村和余达忠的《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别具一格，颇值得寻味。

　　反映乡村切身之痛

　　在当代中国，乡村与城市，似乎永远是一对悖立的概念。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乡村已经近乎等同于落后、贫穷、封闭等等负面的词汇。然而，抛开此种对立思维的片面与局限不谈，乡村的重要性似乎还并不仅仅止于它是否正在遭受彻底的腐蚀，还在于它构成了人类情感中某种诗意的成分。因此，基于此种视角来讨论乡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才变得具有意义。

　　在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一书内，对于乡村的关切，不再是隔靴搔痒的空谈，而是变成了一种对切身之痛的反映。这本书的作者杨村与余达忠都是土生土长于黔东南一带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他们现在都已进入城市，并长久居住在那里，但因为在内心仍怀着一种对于乡村的迷恋与复归情结，近年来，他们常在黔东南一带的村寨行走和考察。或许，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他们才有可能从时间的纵深角度去思考中国乡村现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本书是两位作家在近4年的时间内，将谈论乡村问题的60封书信集结在一起构成的一本书。为了能够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每一封书信谈论的内容，他们还特意为60封书信都增加了一条经过提炼的标题。虽然，他们在信中的谈论范畴仅仅限于黔东南地区的一些苗族和侗族村寨，但两人所讨论的话题——留守、空巢、生态、教育、城镇化建设、土地的利用与保护、乡村文化和遗产的承续等，已经是当下中国农村相当普遍的现象，并折射出了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现状。

　　从余达忠撰写的“后记”中可以得知，这次关于乡村的通信交流，是作家杨村首先发起的。他在看过余达忠的小说《还乡记》（后改为《流水下滩》）后，对其中弥漫的乡愁气息所感染，并联想到现实中的乡村已日渐被激进的物质主义潮流所侵蚀，当年淳朴的民风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只为了“钱”而生存，并彻底抛弃了过去拙朴、恬静、厚道、正直等等传统的价值观念，乡村也开始陷入浮躁的阴影之中。因此，杨村把对现今中国乡村处境的忧虑转化为一种思考，并开始与同样关注乡村问题的余达忠以书信的形式交流。

　　令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通信最后竟然成为了一本书的缘起。

　　一支乡村的挽歌

　　通读此书，最大的感触便是弥漫在书中的一缕浓厚的乡愁气息。这并不是说两位作家在通信的过程中刻意地以一种感伤的语调来谈论乡村，而是他们在谈论中讲述的一个个发生于当下乡村的真实故事，使得读者不得不进入一种共鸣的忧虑之中。例如，在第一封信中，作家杨村就讲述了一件他亲闻的事情：一座村子的一些青年在外偷盗成性，甚至在城市里租了一幢写字楼成立了一个偷盗集团。除此，还有的农村孩子到了城里读书，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在城里租房享受“爱情”等等故事都似乎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今的中国乡村不仅仅在地域格局上正在遭受城市的一步步侵吞，在精神层面，过去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正在现代性的大肆进逼下变得土崩瓦解了。

　　因此，杨村不免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诘问：那些曾经让我们牵挂的乡村怎么会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我们感到如此陌生呢？

　　或许，被诗人木心所描绘的那一种中国人“从前慢”的生活状态，也真的随着农耕文明的消亡变成了只能遥望的过去，而现实是我们都已深深陷入快速旋转的泥潭内无法自拔。这不仅是中国当今乡村的一支挽歌，也是所有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悲凉。

　　乡村是“根”的隐喻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余达忠在书信中的谈论通常闪耀着智性之光。正如他所言，“确实，在中国，没有谁能够割断与乡村的联系，哪怕他就是出生在城市，最后也死在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根’的隐喻，仍然横行在他的生命中”。这或许与中国历来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有关，基于农业种植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原始基因。我们讲求“落叶归根”，在历代的诗人、作家那里，“怀乡”的主题几乎是他们都乐意去表达的。因为，这根植于一种近于浸透骨髓的文化熏染。乡村是一种精神之“根”的象征，它承载了一种文化情感的形态，并以此建构着中国人的伦理认知与价值认同。

　　因此，在城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乡村的凋敝，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承载之所有可能被外来或内在的破坏因素所彻底颠覆，并引发连锁的价值崩塌。这也许就是现今的人们所常常感到的“迷茫”、“漂浮”、“躁动”之感的原始因由。

　　这在出生并成长于乡村，最后又离开乡村的人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书中两位出自乡村的作者在谈论乡村命运时的那种沉痛的哀伤。在身份的印证之上，他们已经无从寻找到可供证明的精神记忆。

　　回归故土是精神宿愿

　　个人在历史与现实面前，经常会落入无力的结局。在乡村文明日渐颓败的如今，像杨村与余达忠这样出于乡村，并将持有的一种强烈乡愁转化为具体的思考与行动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只能在漠视于时代变迁的剧烈洪流中被裹挟而下，无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奢谈以一己之力去改变什么。

　　在两位作者的交谈里，读者还可以从中认识其他一些仍然坚守在乡村，并以执着的付出支撑着那些偏远村寨人们生活需求的人，比如余达忠谈到的只为仅有2个学生的班级教书的“石老师”，作为一名代课老师的他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50元。因此，这不免令人想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如“石老师”这样的人其实与反抗风车的堂吉诃德是同样的人，他们都在以自己无畏的坚持来完成一种在大时代面前救赎或抵抗的姿态，并以此突显个人存在的意义。

　　当我们在谈论乡村潜在的命运之时，我们其实也是在谈论自身。在《两个人的乡村》这本书内，每一页插图上所记录的中国人曾经存在过的乡村形式的生活图景，带给笔者强烈的视觉与心灵的冲击。在这些摄影作品内，人与人，人与乡村，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融的景象，确实会让每一位久居在喧嚣城市之中的人心向往之。那是一种独属于田园的宁静，是足够承受心灵驰骋的地方。

　　余达忠说，这次时间跨越近4年的通信，是他们两个人对于乡村的一次“精神行走”，而这或许只是他们今后继续行走的一个开始，或者也是结束。

　　然而，他们将自我与乡村之间生命的关联以一本书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有可能开启另外无数次对于乡村“精神行走”的起点。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指出了乡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引发读者越过书本去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乡村”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不论何时，乡村总会沿着它寂寞的河道继续行走，即便时间终将给予它不同的容貌，然而，一代又一代人关于它的乡愁却是不会断裂的，因为“返回乡村”、“回归故土”、“回家”永远都会是中国人的精神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