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很想写一些关于尊师的文字,但一直未找到落笔的感觉,直到最近参与为五十二年前的班主任祝贺百岁寿诞活动,想到可以动笔了。
今年七月,我收到当年高中同学的来信,并附来五十二年前在广州市上高三时的班主任兼化学任课老师冯颂明百岁寿宴的请帖。因一时走不开,我赶紧给老师写了一封亲笔信,深情回忆他当年为我们传授知识与指导升学的帮助,感谢他不愧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并给老师寄去记载有本人近年参加社会活动的体会文章、照片的书籍与光盘,作为向老师汇报人生、感谢老师教育恩情的礼物。7月31曰,我收到同学寄来的快件,说老师收到我的信和书非常高兴,还专门让人拍下他专注地看这些书与信的照片寄给我,收到这个装载有老师深恩的快件后,我觉得应该动手写些文字了。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父亲、母亲和几位姐姐、姐夫都是教师。我本人没有读上师范,也没有成为职业教师,但也与“教师”两字很有缘分。比如,上高中时我曾获全校演讲一等奖,演讲题目就是《谈尊师重道》;我曾与同学们在广州市青年宫表演过诗朗诵,我演的就是《教师之歌》中的老师;甚至到海南岛工作后,我第一次下农村就被村民们误认为是他们尊敬的一位公社中学老师。我自小尊敬老师甚至崇拜老师,但真正从心底里感受到“老师”两字的责任与分量,还得感谢上世纪70年代在广州的一次家庭偶遇。
那是1978年8月,我正在广东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班。利用星期天的空隙,我回大姐家看望母亲,正好遇上三位白发苍苍的大姐来访。她们一进门便口口声声称母亲为“师母”,介绍自己是我父亲在广州任教时的学生,是父亲当年教育指引她们赴延安投奔革命的。解放后她们一直在外省工作,“四人帮”倒台后才调回广东。得知恩师已逝,这次相约寻访师母,一来是慰问师母及恩师后人,二来是寻求恩师当年教育她们的文章、手稿之类, 以纪念当年师生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因为父亲担任她们的老师已是四十多年以前,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四处逃难,抗战胜利第二年父亲因病去世。解放后我母亲和全家也经历多次搬家,因此也难于保留有父亲当年写下的文字。这次几位已身居要职的大姐来访,虽然没有拿到她们盼望的恩师手稿,但她们感激恩师之情,却深深教育甚至震撼着我。此后我一直在想,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他的学生在四十多年后仍如此缅怀甚至崇拜他,他一定会为自己当年满怀“教育救国”抱负与炽热的爱国激情,用自己的才华教育感召学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而自豪,来生继续从事教师这个伟大的职业!
2012年,我再次被父亲学生的义举所震撼。当年11月,我的家乡举办了庆祝家乡小学成立80周年的纪念会。一份于1932年出版的家乡小学校刊(创刊号)在会上亮相,令与会的来自北京、美国、加拿大的老校友啧喷称赞。这份厚达90多页的校刊不但详尽介绍了建校过程、办学宗旨、学校组织机构、师生名单,且配有许多照片,具体生动反映校园生活。更为珍贵的是,这份刊物虽然不少处被蛀虫腐蚀,但仍能清楚地看到内刊有以学校名义发出的《对日通电》、《学校宣言》,以及父亲于1931年10月4曰凌晨三时半署名写的《国人一致团结起来主张对日断交》等抗日文章。这份刊物,不但唤起校友们对童年校园生活的回顾与感谢师恩之情,还勾起校友们对家乡父老后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珍贵回忆。这份刊物的发现,不但被家乡父老珍惜,后还被广东省档案馆视作“具有社会研究价值”而收为馆藏。更令人感叹的是,我父亲是乡亲推举的家乡小学首任校长,又是这份刊物的实际主编,但对这份刊物的存在,我们这些后人以前全不知晓,也不具体了解父亲年轻时的爱国激情。如果不是这位当年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有胆有识的赵善雅先生,敢避过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珍藏这本刊物并在纪念校庆时无私献出,也许就永远无人能说清这段珍贵的乡村教育史,无人了解当年家乡小学师生的爱国情怀。赵善雅先生的义举,难道不算是中华民族“尊师重道”光荣传统的忠实实践者吗?
上述发生在我家人身边的真实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不论是后来身居要位的领导或是普通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共同身份都曾是我父亲的学生。他们的尊师言行,发自肺腑、持之以恒,令人钦佩。在教师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在参与为百岁班主任祝寿活动的同时,还想通过回忆往事,真诚地祈望天下的教师珍重“老师”的称谓,愿天下学生永远不忘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