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马宏杰《最后的耍猴人》，一下便被他的镜头吸引。他的镜头似乎是一个未经剪辑的长镜头，哪怕只是拍下一张满是尘土的生活截面，却已经有了足够的景深让我们感动。
真实。没有比真实更让人动容了。柴静对马宏杰的赞美是这个词语，《读库》主编张立宪也是如此定义马宏杰，说他贴着所要拍摄的人物的生活本身，超越了所谓的崇高和政治正确。而马宏杰自己在序言里也说，三十年来，他的镜头没有说过谎。
他们有江湖规矩：
不给任何人下跪
马宏杰拍摄最后的耍猴人的初衷，只是想用镜头记录下来不为社会所知的一群人的生活方式。他并没有预料到拍摄的开始是如此不堪：扒火车。
扒火车是耍猴人外出的方式，一是为了省钱，再则是猴子上普通的火车，也不符合铁路运输的规定。
耍猴人每一次外出的时候，都会到所在的乡镇政府开具猴子的饲养证，在2002年，每一张饲养证的费用是260元。每一次，他们都会带六只猴子外出，可以想象，当时外出时的成本很高。而相比较这昂贵的出门证，他们自己带的食物就可怜得多了，一路上他们的吃食就是一桶自来水和几十个馒头。
所谓扒火车，自然是扒货运的火车，这些火车和客运列车不同，身上并不标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全靠耍猴人自己辩认。
2002年10月30日下午，马宏杰和耍猴人杨林贵一行七人从湖北襄樊的列车编组站扒火车前往成都。结果运气不好，扒上的火车只有一个车厢是敞口的，却又放满了机器设备。他们没有办法躺下来休息。
杨林贵查看火车有没有其他车厢可以躺着休息的时候，被车站值班的铁路工人发现，他们便用石头往车厢里扔，催促他们下来。那些石头块很大，扔到车厢里的机器上发出很大的声音。马宏杰害怕他们不停地扔进来石头砸伤他们，第一次亮明了身份，帮助这一群耍猴人渡过了难关。
马宏杰为了这跟踪拍摄，除了带着自己的记者证，还让在铁路上的朋友给自己开了证明，甚至还给自己买了人身保险。
这的确是一次冒险的拍摄。差不多一路上都是这种惊险刺激的盘问。那些人问过马宏杰之后，会说：“你一个记者，怎么和他们混在一起，实在想不通他们这些人有什么可采访的！”
一路上，除了被怀疑的盘查，还巧遇了一场大雨。那种在大雨夜里在敞口火车上所遇到的冷是一种绝望的冷。马宏杰自己也开始对他的拍摄对象产生的怀疑，他这样记录自己的心情：“他们这样年复一年行走江湖、卖艺赚钱，从河南新野到一千多公里的四川耍猴卖艺，这样冒着生命危险扒火车，不过是为了省几个辛苦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活着。我不也是为了活着吗？只是活着的方式不同而已。”
融入一个团体，有时候只需要共同吃一些苦即可。马宏杰和耍猴人杨林贵一起扒了一次火车，便成为患难之交。
杨林贵后来告诉马宏杰：“跟我扒火车的班子，是不允许拿车上任何东西的。有时候在车上看到电视机、冰箱、及整箱的香烟，我们都绝不拿。而且我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不准乞讨。我靠耍猴赚钱，不给任何人下跪，这是我的江湖规矩。”
他们的江湖道义：
自尊博爱
耍猴自然是闯荡江湖的，虽然这些人武功不高，甚至有时候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他们对整个社会是无害的。不仅仅是无害的，他们还靠着自己和猴子的玩耍逗笑了不少孩子。甚至有小观众对他说：爷爷，你这一生给人带去多少笑声啊。
这一句评语几乎将耍猴的杨林贵逼向了艺术家的境界。
然而，真实的杨林贵的江湖是街头被人嘲笑的对象。比如，他在成都街头表演和猴子对打的场景时，就会有观众拨打110，说猴子是国家保护动物，打猴子犯法。
所有这些，都被马宏杰一一拍下，拍下这些珍贵的瞬间，也拍下耍猴人所面对的生活现实。这些耍猴人和猴子对打的时候，打猴子都是假打，不舍得打猴子。然而，鞭子甩过去，看客们便会谴责耍猴人真狠心，而猴子打耍猴人的时候，又都是真打，打得越是响亮，观众们就越解气，仿佛他们支付的那一元两元费用终于用到了地方。
马宏杰曾经问过耍猴人杨林贵，你不能做点其他生意吗，不干耍猴这种活计。杨林贵是这样说的：“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至于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点手艺，我看也就到我这儿就完了。”
果然，杨林贵的儿子杨松，不久后便去了南方打工。不再和父亲一起耍猴，他受不了扒火车时受的苦。
和耍猴人杨林贵相处久了，马宏杰懂得了，这种在底层挣扎的手艺人，最在意的是人的尊重。他们外出卖艺，虽然偶尔会挣一些赏钱，但是他知道，很少有人真正出于内心里的尊重，多数是被猴子的活泼好笑打动。而杨林贵这些训猴人的努力基本是被忽略的。
虽然别人不尊重自己，那么，杨林贵们却是自尊的，比如，他们在外面，无论多饿，都不会去被偷窃和乞讨，只是凭着自己耍猴人的手艺吃饭。再则是，这些耍猴人很是团结。马宏杰记录下一个耍猴人死在异乡的故事，那一次，同村所有的耍猴人将收入的钱都拿给了死去的耍猴人的父亲，并跪在死者父亲面前说，从此后当儿子孝敬。
这就是江湖的道义。
而长时间跟踪拍摄杨林贵的马宏杰懂得这种道义，在2003年1月10日下午，马宏杰和同伴曹福川一起拍摄杨林贵扒火车回家的过程。结果被火车上的司机和编组站的领导知道，他们邀请马宏杰和曹福川一起到火车头里，那里暖和，有座位。马宏杰当然想去，这个时候正是寒冬，在露天的车厢里，冷极。可是，作为一个职业的摄影人，马宏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这样写道：“尽管很想去，但我还是感激地拒绝了。我无法丢下杨林贵他们，独自去享受那份寒夜里的温暖，那样会和耍猴人产生距离，也不符合职业摄影师的精神。曹福川听到后跟我说：‘你不去我去，在外面太冷了。’我劝住了他。”
和自己拍摄的人活在共同的温度里和饥饿里，这不仅仅是职业摄影师的精神，而是一种江湖上的义气。马宏杰做到了，他拍下杨林贵的笑和泪，也就拍下了一个职业的苦难简史。这种以十年为时间节拍的跟踪拍摄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使得马宏杰拍下的生活内容有了历史的跨度，那些苦难，经过时间的挤压，如今再看或者微不足道，或者更加动人。但这都是因为它们曾经真实地存在。而经过摄影师长时间地记录，这些苦难的经历已经远大于生活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本，成为一个社会阶层活着的缩影。
是啊，马宏杰用镜头告诉我们，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有血有泪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