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北京日报》刊登陈龙署名文章指出：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整个运行系统的转变，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做相应调整。一方面，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调动社会积极性，政府需要调整自身的行为边界，退出一些领域，适当下放一些权力。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适当集中一些权力，强化其在市场体系建构、维护产权与契约、保障社会平稳运行等方面的职责，提升其治理能力，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公正的外部环境。这就意味着并非要求政府简单的退出，而是要求其“进退并行”，成为一个有为的高效政府。就当前来看，实现放权与收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政府继续简政放权；着力提升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完善制度及惩戒机制，培育市场契约精神；缩短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距离”，构建韧性、可控的社会稳定机制。

　　编制改革应着力剥离其附加值

　　近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高亚洲署名文章指出：编制的尴尬，主要还是编制内外的待遇差别——同工不同酬。换句话说，编内人员工作的稳定性和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跟编外人员有着不小的差别。如此一来，编制已然不是人员管理的工具，倒是成了身份的象征。这与编制管理的初衷显然有着明显差异。对事业单位编制“动刀”，应主要有利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目标。只有从根本上剥离了编制附加值，才能让取消编制的事业单位，回归本质属性——没有了身份象征，所有员工都能平等地施展才华，没有了身份累赘，事业单位也能释放出积极的内生活力，实现事业单位在改革中的华丽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