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更路簿》的大环境应该在国家扶持下有大的改善。”

　　“越来越多政府和机构已经开始关注《更路簿》，对《更路簿》的研究也在发生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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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日报社发起《更路簿》保护基金在社会上持续“发酵”，有关《更路簿》如何发掘、如何更好保护、如何传承的问题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近几年，我们为调查《更路簿》走进农村，发现基层对《更路簿》重要性的认识已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起码是有了初步的保护意识。”海南省博物馆《更路簿》研究人员朱磊感叹，在琼海潭门镇，镇一级政府都已经通过多重渠道告知渔民，对他们手里保存完整或残页的《更路簿》都不要随意放置，要加以保护，这是珍贵的史料。

　　早在2012年，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环中国海海洋文化遗产调查研究”课题开展阶段性研讨时，在繁复庞杂的文字信息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海洋考古权威学者吴春明教授就已经留意到了一张看似简单却又意蕴深远的图纸。

　　这张引起考古界权威关注的图纸，就是当时朱磊根据省博《更路簿》的文字分析，进而以手工绘制出的海南先民耕作南海的线路图。

　　朱磊以解读馆藏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为基础，绘图历时90余天，通过对《更路簿》中每一条航程航线的记载，精心绘制出从海南岛潭门、大洲岛（今万宁）出发，与西沙诸岛之间往返的各条航线。这在对《更路簿》研究并不算多的当时，可谓是引发业内的轰动之作。

　　朱磊说：“当时的成果是从文化考古的角度出发研究的，更多关注的是先民耕海的路线、岛礁命名由来等等，但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路簿》的研究线路拓展到了南沙，同时，也更多地转向服务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佐证等。”

　　研究显示，在古代，海南先民南海耕海的线路非常繁多，这通过很多《更路簿》的记载都可以体现。比如仅就海南渔民前往西沙群岛的，在苏德柳抄本《更路簿》中就有29条、郁玉清抄藏本的《定罗经针位》有35条、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路簿》有16条、林鸿锦抄本《南海更路簿》有59条、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有42条、麦兴铣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有19条等，海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记录的东海更路42条，还记录了北海更路169条，后又补充了东海更路49条。

　　值得欣慰的是，后来，在朱磊等团队开展《更路簿》线索征集时，在琼海潭门镇，学者们发现，当地镇政府已经开始频繁走访渔民，告诉渔民们关于《更路簿》不要随意丢弃，要好好加以保存等建议。而潭门小镇也在设立文化展览馆将《更路簿》作为文化遗存保护起来。

　　除研究学者外，海南省文体厅于去年也组织开展了对三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次普查，《更路簿》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省文体厅非遗文化处有关负责人刘实葵告诉记者，三沙渔民保存的《更路簿》对南海文化遗存的系统性研究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目前，我省有包括苏承芬在内的4位传承人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列，每年，我省对传承人给予5000元的非遗传承资助，但事实上，这样一笔补贴对传承保护来说，还有很大的不足。所以，省文体厅也已经开始着手对《更路簿》保护出台有关管理办法，使其在支持传承方面能够得到制度性保障。而此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制度性保障的仅有我省的“世界非遗”——黎锦技艺。

　　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日益完善，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更路簿》出海谋生。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历时20余年多方寻找，尽管已经做好《更路簿》自然丢失和损坏必不可少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传承数百年，原本可达万本之多的《更路簿》，现存于世的竟不过十余本，且大多处于并不科学的保存环境当中。

　　“《更路簿》就是海南渔民的航海笔记本，集合了他们在航海过程中随手记录下来的信息，其实和我们平时记笔记一样是很随意的。所以，大多数《更路簿》是以毛边纸制成的，取材于渔民手边的寻常材料，并不具备长久保存的基础。”周伟民说，时隔多年，大多现存于世的《更路簿》自然损坏都已十分严重，而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渔民住宅也并不具备保护纸质文物的条件。《更路簿》的征集保护工作亟需推进。

　　令周伟民欣慰的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保护《更路簿》的呼声带到了全国两会，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和重视，海南日报等媒体对《更路簿》的梳理和报道，更在这个特殊时期将众人的眼光引向这一沉寂已久的珍贵历史证据。

　　他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建立起系统的《更路簿》保护机制，将《更路簿》明确列入国家文物范畴，建立起专项基金对向国家捐赠《更路簿》的传承人进行奖励和表彰，让他们在获得一定补偿的同时获得强烈的荣誉感。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