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当兵最苦最累！

　　那时，我刚从“文化兵”转型，新的环境要求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26小时，我们背负几十斤重的全副武装，行程超过100公里山路的急行军和奔袭，在夏季海南热辣辣的泥土路上，困得不行，停止号一响，立即倒地呼呼大睡，这也让我以后养成了坐着能睡，站着能睡，甚至走路也能睡的习惯。

　　如今，回想起来，战友之间的情谊最深。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口七层楼的华侨大厦是海口的地标性建筑物，大街上极少见到汽车，解放牌拉货汽车随便可开进最热闹的解放西路。没错，就在解放西路上，一辆解放牌汽车开过来了，物以稀为贵，行走在街旁的人立即停下脚步看车。也真奇怪，车到我跟前慢慢停住了，只见一只大手从驾驶室里伸出向我致意。我想，我刚退伍，第一次从边远的农场来海口开会，在陌生的城市里不会有人认识的，估计是司机认错人了。没想到司机随之打开车门伸出手来相握。这下我看清楚了，是陈衍发，参军时与我同一连队同当班长，退伍后他回儋县当了汽车司机。尽管那天他来海口拉货时间很紧，还是坚持请我吃饭。我们当时就在路边店吃了一餐，那美味，比起后来在高级酒店吃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那时情景，让我记了一辈子。

　　八十年代，我调到海口工作，读小学的儿子看过我发表在通什（现为五指山）文学杂志《五指山》的报告文学《樱花，总会盛开》，里面提到抗战时期的秀英港，很感兴趣，多次要求我带他去看一看。一天晚上，港口海风习习，夜幕将降临时，我和儿子向着岸边走去，迎面遇见一大汉，是与我曾经同一连队的三班长伍书明。过去的伍书明长得结实、英俊，如今黑了许多，也有些见老。伍书明说，他退伍回文昌东郊后，以捕鱼为生，经常船靠秀英港。他说起话来，比以前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凝重。那天晚上，我们就这么站着，聊了很久，后来他还跑步去买了几包糖果饼干送给我儿子。我们分开后，儿子动情地告诉我：“爸，叔叔跑去的小卖店离这里好远啊！”

　　九十年代我在事业单位工作。一次出差路经文昌重兴镇，刚下车准备到商店买点东西时，听到小车后面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我过去的老排长郑振炳。惜乎在赶时间，只能握手短聊几句。他可是我的老上级啊，看得出他有不少话要对我说，我心里真是十分抱歉。后来，我又偶遇过老连长吴孔锡。那一次是因相关武装机构认为我抓民兵工作出色，让我出席了海南第五次民兵代表大会，并被大会评为标兵受到表彰。赴会时，我遇到这位已提拔到军区机关工作的老连长，他激动得拉着我的手给军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介绍一遍，其中有一句“他是从我们红一连走出来的兵啊”，让我久久难忘。

　　进入本世纪后，有一次，定居深圳的老战友曾玉生与朋友来海南，一到海口，他立即想起我来，但因久没联系，彼此不知对方手机号码。他找我单位，联系不上；找了好几个战友，还是联系不上；最后又通过战友的战友，在几近失望时才峰回路转找到我。有来有往，我到深圳时，除了见他，还想见另一战友赵玉平，一问，赵在香港当老板了，公司有好几家。再问，这段时间他忙得很呢，只见曾玉生说了句“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掏出手机就拨号。当天下午赵玉平从香港赶来深圳。当赵玉平迅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体会到了战友之情的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