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20世纪英国文坛诗人，奥登绝对是个中翘楚，他被誉为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影响遍及英美诗界。他一生曾在五个国家（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长期定居，有过29次两个月以上的旅行，其中26次持续时间超过五个月。如此频繁的旅行经历塑造了他充满矛盾的性格，也深刻地改变了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的中国之旅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一次，和他结伴而来的是他终生的挚友—英国作家衣修伍德，两人之前已经共同创作了三部诗剧《皮下之狗》（1935）、《攀登F6》（1936）和《在边界上》（1938），为了接下来的第四本书，他们来到了中国。

　　这本书就是后来于1939年出版的《战地行》，一本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体的战地杂记。此书出版时正逢欧战爆发前夕，一度颇为畅销，其中奥登创作的27首十四行诗更被誉为“奥登30年代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可以说是这十年间最伟大的英语诗”。

　　1937年夏，伦敦菲伯出版社和纽约蓝登书屋联合委托奥登与衣修伍德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地点任选。同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在日军熊熊燃烧的侵略炮火中，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虽然奥登与衣修伍德一点中文也不会，对远东战局也不甚了解，却在这片战火蔓延的国度中看到了蕴藏的希望。

　　1938年2月至6月，奥登在中国驻足四月有余，穿越多座城市，而汉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站。中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失守，国民党当局西迁汉口，一时间，这个城市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色人物济济一堂。

　　离开汉口之后，奥登与衣修武德一路向南奔赴，途经九江、南昌、金华、温州，最后在5月25日乘着一辆乔装成意大利油轮的船只，来到了中国之旅的最后一站—上海。

　　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只有租界还保持着行政独立，宛若沙漠中的一弯绿洲，因此亦被称为“孤岛时期”。随着大批市民相继涌入租界，租界文化呈现一片畸态繁荣，即使整个城市其余部分都已陷落于炮火包围之中，这里却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法国大餐、美国电影、俱乐部、夜总会、鸦片、妓女……应有尽有。这种强烈对比给奥登与衣修伍德以很大触动。

　　奥登的《在战时》组诗，虽是写于中日战争期间，却没有一般战地诗歌的粗糙，语言优美，意象深远，很少指向具体事件或者人物，而是用艺术的语言描绘人类在战争面前的苦难、无奈、迷茫。这种诗意地再现战争的方式通过译介传入中国后，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蔚为成风。比如从西南联大崛起的“九叶”派诗人，在诗歌语言、写作技巧上，都可以看到对奥登风格的借鉴。

　　然而，就在中国诗坛刮起奥登风的同时，奥登自己却变了，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经历使他认识了战争的残酷和政治的丑恶。旅居美国后，奥登开始反省自己从前的人生信仰，一度在他身上迸发的左翼倾向至此戛然而止。中国诗人对奥登的转变毫不知情，对中国诗坛而言，他出现在1938年春天的中国战场，留下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在战时》组诗，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