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在经过近5000年的历史风尘和80多年的考古探索后，良渚古城遗址再次引起公众的瞩目，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也终于为世界承认。

　　发现良渚

　　1936年，24岁的施昕更先生任职于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作为土生土长的良渚人，他发现在家乡经常能见到的带孔石斧，很像杭州古荡出土的远古文物。他随之想到，良渚可能也有先民的遗迹。在经过多方的考查和摸底后，施先生在良渚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两片黑陶，就是这两片看似不起眼的“良渚黑陶”，轻轻敲开了远古良渚的大门。在如今良渚博物院的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施先生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手稿卷首语写着“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将环太湖流域以良渚遗址为核心的这片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由遗址走向文化，良渚的内涵开始深化。

　　1986年，正值江南梅雨时节的前夕，反山遗址考古队正对一处疑似良渚墓葬的土墩进行发掘。时间走到5月的最后一天，在考古领队王明达先生的口述中，那天“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即将来临”。就在考古队准备要收工的时候，清理12号墓的技工陈越南，挖出了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敏锐的考古直觉告诉王明达，这是重大发现。他不敢怠慢，赶忙下到12号墓中，冒着大雨，用簸箕上折下的竹片继续做清理工作。做完初步清理后，王明达把整个墓穴用薄膜盖好，仔细地铺上一层泥土，然后才浑身湿透地跑回住地。良渚反山大墓由此现世，出土的精美玉器中，包括后来被认为雕刻最为精美的“琮王”。

　　此后，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土台、汇观山祭坛和一批贵族墓地遗址陆续被发掘。当时的良渚古城还未被发现，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莫角山土台实际是古城的宫殿区，就位于其正中心，是迄今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其228万平方米的人工堆筑面积，是古埃及金字塔之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史前单体建筑工程；根据学者们对汇观山祭坛多年的观察研究，发现夏至和冬至时日出的方向与祭坛的四角所指方位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祭坛的天文学用途被发现；而贵族墓地的随葬品等级秩序森严，昭示着良渚已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伴随着这些重要考古遗存的发现，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奠定。

　　“美丽的水中陆地”

　　良渚古城地处杭州城北的余杭瓶窑镇，此地自古便是河道纵横的鱼米之乡。良渚因水而名，依水而生，意为“美丽的水中陆地”，整个水城都散发着江南水乡的基调。这座水上古城直到2006年才被人们发现，当时由浙江考古所刘斌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在瓶窑镇葡萄畈遗址发掘出一条古河道，河道内有良渚时期的文化堆积。在对河岸高地进行发掘后，考古人员发现了层次分明的碎石和黄土堆积，明显是人工堆筑。由此高地向南、北两个方向经过一年多的试掘，良渚古城墙开始如拼图般渐渐闭合，一座沉睡近五千年的古城被唤醒。而原来发现的诸多良渚遗迹也有了自身的归属，奇迹般地都分布在了古城内部。

　　水与城的交融体现在良渚古城的各个方面，四面城墙中除了南城墙没有外城河外，其余三面城墙内外城河皆有，这种夹河筑城的方式，既利于防护城池又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城里的河道纵横，先民多是临河而居，考古出土的遗物中有不少水上交通工具，如方便载人的独木舟、可以载货的竹筏以及划船的木桨等。可以想象当时城内人口众多，水运繁忙的景象，这与后来江南水乡泛舟而行的生活别无二致。

　　“民以食为天”“饭稻羹鱼”的生活依赖于畔水而居的自然条件。有着丰富的水源灌溉，良渚人很早就掌握了先进的稻作技术。考古出土的石犁、石镰等农用工具，标志着良渚所具备的农耕文明特质。在良渚古城一处失火的粮仓遗址中，还出土了近20万斤的炭化稻谷，其强大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足以震惊后人。

　　远古时期，洪水时常泛滥，作为建在水中的城市，洪灾自然是良渚时刻会面临的危险，故而堤坝应是良渚古城必不可少的武装。早在1987年，王明达先生在调查大遮山南麓时，就发现了一条延绵近5000米的长垄。由发掘的剖面来看，为人工修建而成。长垄被命名为“塘山”，陆续发掘出良渚时期的遗物，但塘山是否为堤坝还尚未证实。直到2011年，浙江考古所的工作人员从一张卫星影像图片上得到了答案：他们发现塘山西南侧的多座小山，凡是谷口的位置，都有一条长垄。经现场的考古调查，确认这些长垄果然都是人工修建的堤坝。长陇与山体相连，形成的闭环就是最好的防水设施，这座水利系统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防洪工程。

　　湿地营城的建造技术、环绕城池的防水堤坝和发达的稻作农业，都是良渚古城进入成熟文明阶段的重要佐证。

　　良渚玉器

　　五千年前的国之重器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城址、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分等级的墓地、祭坛，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也是承载古城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良渚古城共出土玉器7000余件，作为随葬品散布于各个等级的墓葬中，器形包括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以及玉镯、玉鸟、玉龟、玉纺轮等。

　　外地人总是赞叹江南人的细腻，生于斯长于斯的良渚人，似也秉着这一特质。良渚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制作精良，还雕有许多精细入微的纹饰。正如唐代诗坛的双子星李白与杜甫一般，良渚玉器与红山玉器一起成为新石器时代遥相辉映的璀璨明星，在器物纹饰的精美程度上，良渚似更胜一筹。“神人兽面纹”被认为是良渚人的族徽，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在1毫米的宽度内刻有5条细弦纹，肉眼几乎不可辨，良渚工匠的琢玉技艺之高可见一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以祭祀和战争为重的古代社会，祭祀是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方式，其间的媒介便是玉器。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观念，《周礼·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玉璧为圆形，玉琮多是内圆外方，良渚玉器明显已经形成了以璧、琮等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从寻常人佩戴的珠串饰品到体现王权、神权的玉璧、玉琮和玉钺，玉器承载了良渚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以玉事神，藏礼于玉，良渚的统治者依靠玉器掌握神权和王权。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方向明先生所说：“宗教、神权、王权是良渚文化的关键词和最重要的文化底色。”而这些都与玉器息息相关。

　　约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在历经千年的辉煌之后，忽然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一说为后起的龙山文化所灭，一说为洪水吞没。如今的良渚古城遗址，已多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次入选“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带着世界文化遗产的新身份，良渚还将继续诉说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

　　良渚古城小名片

　　早在距今5300年—4300年间，在中国南方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良渚文明，良渚古城即为良渚文明的核心，其已展现出新石器时代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城、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