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7日，郁达夫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在西泠印社2019年春季拍卖会中以780万元人民币落锤，计入佣金后成交总价达到897万元——这则新闻让去世多年的郁达夫重新回到了人们视野。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才子。早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日本成立创造社，随之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在国内外文坛引起轰动；回国后郁达夫辗转上海、杭州、福州从事文学活动，期间与鲁迅等人过从甚密，并与民国才女王映霞发生了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事”，《她是一个弱女子》就是此间的产物；抗战时期，郁达夫先后在武汉和南洋等地进行抗战文艺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印尼被日军杀害。

　　在日本的日子

　　1913年9月，京师审判厅推事郁曼陀到日本考察司法，顺便将自己的弟弟郁达夫带到日本求学。清末民初，中国青年有到日本留学的传统，和去欧美国家相比，去日本路途近，费用低，并且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风俗习惯都差不多，比较适合中国学生。

　　去日本那年郁达夫刚刚17岁，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郁达夫先到语言学校学习日语，一年后他被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学校开学时，兄长离开日本回国，郁达夫于是搬进了学校宿舍。1915年9月，郁达夫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今名古屋大学）医科部，后来因身体原因改学政治学。

　　郁达夫非常喜欢文学，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国外文学名著，其中以俄国和德国小说居多。因为对文学的挚爱，郁达夫结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等人，并很快成为好友。

　　郁达夫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忧国，忧民，思念家乡和亲人，他的日记中常常有这样的记录——“午前听藤冢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颇不能堪”，“午前，为日人某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意用功，以图报复耳”。此间郁达夫的家庭生活也不如意，1917年母亲招其回国成亲，未婚妻孙荃是家里为他订下的亲事。郁达夫父亲早逝，是母亲一手将其拉扯成人，郁达夫虽然对婚姻不满，但还是顺从了母亲，只是采取拖延的办法，这次回家没有与孙荃成亲——这段旧式婚姻为日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事埋下了伏笔。

　　回到日本后，郁达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科。此间他以自己的留学经历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沉沦》。《沉沦》描写了一位留日中国青年，因祖国弱小而备受鄙视，追求爱情又屡遭打击，希望国家富强却遥遥无期。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零余人”形象，“零余人”精神和生理上的苦闷其实正是郁达夫自己真实的写照。

　　郁达夫在留学期间写了不少小说和诗歌，比较出名的有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等，描写了漂泊异国青年人的烦恼和苦闷。对新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准备成立一家文学社，出版一份自己的同仁刊物。1921年6月初，郭沫若从上海回到日本，与郁达夫等人讨论创办文学社的事情。6月8日，这伙年轻人在郁达夫寓所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大家一致同意用《创造》作为同仁刊物的名称。这次会议实际上宣告了创造社的成立，当时的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和郑伯奇等人。

　　创造社是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成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这与后来的新月派文人有着很大区别。后来成为新月派核心成员的梁实秋赴美留学前曾与创造社作家们在上海有过接触，他们请梁实秋上街喝酒，从四马路的这头一直喝到另一头，还去声色场所胡闹。他们的举止让梁实秋不胜惊骇，留下了深刻印象。生活经历和境遇的不同，使梁实秋无法理解创造社成员精神上的苦闷，更不同意他们以颓废的方式来反抗社会。

　　从上海到杭州

　　郁达夫学成回国后，先后辗转安庆、北京、武昌、广州等地教书，但时间都不长，直到1926年底到上海才稳定下来。

　　郁达夫刚到沪上时，主要负责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寓居艺术大学楼上。艺术大学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后边，四面都是乡农的田舍，向西望去，只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还有几间红屋顶的洋房。当时北伐军和孙传芳残部在郁达夫家乡富阳一带对峙，郁达夫担心母亲的安危，常常夜不能寐，他在1927年1月8日日记中如此写道：“战争诚天地间最大的罪恶，今后当一意宣传和平，救我民族。”郁达夫还制定了自己近期的写作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未来的小说，在这几月内要做成的有三篇：一、《蜃楼》；二、《她是一个弱女子》；三、《春潮》。”

　　初到上海的郁达夫最大收获是邂逅了王映霞。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一位朋友处见到杭州美女王映霞，惊为天人，随之展开了强烈、真挚而又执着的攻势。为了赢得王映霞欢心，郁达夫写了无数情书和情诗，其中一首被人传颂一时：“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也由此成为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人物，被郁达夫留日同学易君左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寓居上海嘉禾里，这时鲁迅与许广平也从广州来到上海，与郁氏夫妇往来密切。郁达夫与鲁迅是在北京认识的，当时郁达夫在北大教书，鲁迅在教育部做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教授小说史略。这对老朋友沪上重逢，异常欣喜，郁达夫夫妇常去鲁迅家，鲁迅和许广平也会回访。王映霞对此记忆犹新，许多年后她在文章中回忆说：“那天他（鲁迅）来后，就与达夫海阔天空地闲聊，但他们的闲聊也有一定的范围，多半是属于文艺界的事情。……那天菜肴中有一道金华火腿汤，鲁迅爱吃火腿，许（许广平）也爱吃火腿，而且她烧得特别好。”

　　1927年就被郁达夫列入写作计划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直到1932年3月才完成，并于当年出版发行，在小说开篇，郁达夫深情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她是一个弱女子》让郁达夫获得了不菲的版税，这一年11月初，郁达夫到杭州有事，他在致王映霞的信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置业计划：“《弱女子》落得卖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这钱卖了，可以到杭州来买地皮或房子。”不久，郁达夫举家迁往杭州，买了一块地皮建屋，这座房子就是有名的“风雨茅庐”。鲁迅对郁达夫迁居杭州很不以为然，甚至专门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后来郁达夫在杭州果然过得不甚愉快，以至于酿成了家庭悲剧——莫非鲁迅早就看出什么端倪？

　　在南洋蒙难

　　“风雨茅庐”建成不久，郁达夫便应浙江同乡陈仪之邀到福建省政府任职，民国时期是极其重视同学、同乡关系的，这也是郁达夫到福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先去了武汉，1938年底又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编辑。在新加坡期间，感情已出现裂痕的郁达夫和王映霞终于恶语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刊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对“神仙眷侣”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1940年5月，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她独自到学校接出儿子郁飞，母子俩看了一场电影。王映霞告诉儿子自己就要回国了，以后要学会照料自己，可以想象王映霞当时的心情。不幸的婚姻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留在孩子心中的阴影也许一生都不会抹去。郁飞与父母相处时间最长，也最了解当时的情况，1990年代他到新加坡访问时谈及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郁飞并不讳言，作为郁达夫的儿子，看到父亲在个人生活和婚姻上的不幸，心中难免有所感触，他说：“我一直不想做文人，也许就是因为如此。”

　　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文化名流撤到印尼苏门答腊岛。此间，郁达夫化名赵廉，开办了一家酿酒厂，并娶了妻子。1945年8月29日晚，正在家中与客人聊天的郁达夫被一名当地青年叫走，从此不知所终，后来才知是被日本人杀害。

　　据知情人透露，郁达夫在南洋期间曾帮助、掩护过不少抗日志士，这也许就是他遇害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