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建

　　古代作者不在书上题写名字，是“学术为公”的体现，但其实更是当时成书条件制约的结果。用哲学上的话说就是，意识决定于物质。

　　古书成书比今天要复杂。今天往往一书对一人，《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写的；提起老舍，大家马上就能想起《骆驼祥子》。古书可没这么清晰的“一对一”关系，经常是“一对多”。一本书往往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成于众人之手；往往不是一个时期写定的，而是经历几十年上百年才能编定好，似乎背后有一个编辑委员会似的。

　　如此一来，连累书名这个书籍的基本要素，也成了一笔糊涂账。今天的作者写书、写文章，在书名、标题上可谓煞费苦心，唯恐语不惊人；尤其是做传媒的，更是把标题作为非常重要的工作，以至于有“标题党”的称谓。反观古书的书名，起得就随意率性得多了，下面分类说说。

　　首先，春秋以前没有私人出书这回事，全是官方出品，书名的官方色彩也就很浓厚了。比如鼎鼎大名的《春秋》，鲁国官方历史书，记录每年、每季、每月、每日发生的事，春夏秋冬，无所不包，所以单独拎出春秋两季做代表。

　　其次，很多古书的书名、篇名就是简单摘取第一句话的头两个字，跟内容关系不大。“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出自哪里呢？《蒹葭》。蒹葭是两种水草，泛指芦苇，这首诗讲的是爱情，跟蒹葭的联系在哪儿呢？

　　《论语》也是，第一篇叫《学而》，因为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词汇。

　　第三，古人写书，多是写完一篇发行一篇。把这些分散的篇目收集、编辑到一起成为一本书，一般都是门下弟子或者再传弟子的功劳。给先师的书编好了，为了表明家法，为了说明自己学派的渊源，就拿祖师爷的名字当书名了。比如韩非，他在世时写出了《孤愤》《五蠹》《说林》等单篇文章，十多万字。是法家后学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为《韩非子》。

　　所以，古人写书往往是随时随地写下，但自己又不整理，自然也不会起书名了。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司马相如临终前病得很厉害，汉武帝说：“赶紧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去的人到家时，司马相如已经死了，而家中没有一本他写的书，就问卓文君怎么回事。卓文君说，我老公本来就不曾有过自己的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

　　自己给自己的书命名成为一种通例，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文人写书，没人给往下传了，不得不自己编辑自己的书。这时起，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扬雄的《法言》等出来了，作者与书的对应关系才逐渐紧密地建立起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