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学术界有个很好的传统叫“文史不分家”，即文学和历史学属于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历史学与地理学关系更加密切，因为所有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大地之上的，如果说历史是一出大剧，那么地理就是舞台——历史地理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我国起步很晚，直到20世纪才逐步成型，谭其骧就是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谭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晚清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在学术界有“杨图”之称，而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则被称为“谭图”。

　　大学三年转系三次

　　谭其骧16岁就考入了暨南大学，19岁毕业。这个年龄放在今天也不多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谭其骧高中少读了一年，而大学则是修够学分提前毕业，只读了3年。

　　谭其骧大学读的中文系，为什么后来却研究历史地理学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段故事。谭其骧刚入学时，中国文学系主任是夏丏尊先生，夏与鲁迅是好朋友，文学思想和风格都比较接近，谭其骧非常喜欢他。1927年11月6日，鲁迅应夏丏尊之邀到暨南大学为中国文学系学生演讲，给谭其骧留下很深的印象。

　　关于转系的事情，谭其骧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专门提及：“在我的经历里只有一点也许值得谈一谈，那是我进大学头两年的事。原来，我第一年读的是社会系，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入历史系。”谭其骧的回忆与事实有出入，根据暨南大学档案记录，他在学校学习了3年，第一年读的是文哲学院中国文学系；后两年改读历史社会学系，其中1928年秋季开学后先转入外国文学系，两星期后才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也就是说，谭其骧读了3年大学，转了3个专业。

　　对于谭其骧的选择，许多老师和同学都不以为然，但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差，逻辑思维能力强，搞文学肯定成不了器，学历史搞考证就比较合适。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正确。多年以后，谭其骧在回忆自己这段经历时说：“我以为允许转系，就是允许学生扬长避短，所以是一种好办法。”

　　在历史社会系期间，谭其骧好学上进，表现活跃，深得潘光旦、王庸、徐中舒、陈景等老师赏识。大学毕业后，陈景老师推荐谭其骧到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业，师从历史学名师顾颉刚。

　　在北平图书馆的日子

　　1932年，谭其骧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当了馆员，这是谭其骧走出校门后的第一份职业。

　　谭其骧伯父谭新嘉是北平图书馆元老级人物，从民初京师图书馆时期就在中文编目组当组长。因为这层关系，馆长袁同礼先生聘用谭其骧汇编馆藏方志目录。由于历史关系，图书馆馆藏方志分载于六种书目之中，这些书目的体例又互有出入，翻检不太容易。谭其骧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六种书目中的方志按同一体例汇总起来，编成一部目录，并对原目进行校对，修正其中的谬误或者不妥之处。

　　谭其骧认为编辑方志首先就是让读者明白方志记载的范围，是一省、一府、一州还是一县之地？大多数一看书名就知道了，但也有一些方志书名用别称而不用地名，这样就不容易分辨了。鉴于这种情况，谭其骧将省志、府志、直隶州志和辖有属县的直隶厅志都用黑字排印，散州及厅县用普通字排印。谭其骧这个革新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让人一目了然，一眼即可看出这是一府之志还是一县之志——当然，谭其骧也为此费了不少脑筋。

　　谭其骧办公室在图书馆主楼楼下东首向南的那间房里，很安静，也很舒适。但他每天至少要翻阅六、七部方志，都要从书库搬到办公室，这样非常不便。于是谭其骧在书库书架前安了一张桌子，大部分时间就在书库里办公。进书库的目的是为了查阅方志方便，但遇到感兴趣的书总要翻一番，这种阅读极大地开阔了谭其骧知识面，这是他在图书馆的一个主要收获；另外，北平图书馆不只是一个专司采购、编目、借阅、收藏的机构，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机关，馆内荟萃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谭其骧以后辈身份与他们亦师亦友地长期接触，长了许多学问，也了解了一些做学问的路径，这算是谭其骧在图书馆的另一个重要收获。

　　谭其骧在北平图书馆期间还在辅仁大学兼课，后来又增加了北大和燕京。谭其骧在大学里除了讲授中国沿革地理外，还开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两段断代史。1934年，谭其骧又协助老师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并主编《禹贡》半月刊。这样谭其骧在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大大减少，他觉得不好意思，便向馆长提出辞职，离开了北平图书馆。

　　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辞去图书馆职务后专在大学教书，抗战期间，老师王庸推荐他到浙江大学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继续任教浙大，同时在母校暨南大学兼职，1950年代初到复旦大学工作。谭其骧一辈子基本上都在校园里度过，在大学学的是历史，教的是历史，教得最久的一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

　　1934年初，谭其骧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就有编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施行。1954年冬，历史学家范文澜和吴晗根据毛泽东同志建议，决定重新编绘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1955年春，谭其骧老友吴晗推荐他进京主持，谭其骧欣然应命。

　　“杨图委员会”的初衷是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重编改绘”，国土范围也准备采取“杨图”之说。众所周知，《历代舆地图》从春秋时期至明代是只画中原王朝的，也就是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疆地区。如果按照杨守敬的原图，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还会授人以口实，在政治上陷入被动。谭其骧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他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写道：“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做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

　　如何确定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中国历代疆域又是怎样的呢？

　　谭其骧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其实严格说来，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而不是国家概念，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在晚清以后；国界的概念也是近几个世纪才形成的。根据这些情况，谭其骧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该是1840年以前、清朝鼎盛时期的疆域，这个疆域是从秦汉以来多民族长期交融形成的，是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的最后疆域，这个疆域内所有曾经存在的政权和领土，不论当时的王朝是否管理，都应该属于中国。这个观点是谭其骧先生经过潜心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也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核心指导思想。

　　1930年代初，杨绛与历史学家钱穆从苏州乘火车去北平，旅途无聊，钱穆便指点窗外景色，讲了些历史上的往事，让杨绛陡生思古之幽情。后来杨绛在《车过古战场》中说：“经他这么一说，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杨绛这句“历史给地理染上颜色”非常形象，好像是为谭先生量身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