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爱清

　　元朝至正年间，曾经举办过一次诗歌大奖赛，其奖金数额堪与诺贝尔奖媲美。

　　那时，虽近元末，尚未天下大乱，东南沿海，物阜民丰，江南一带，富甲天下。即使后来张士诚割据吴中，自称诚王，政权相对稳定，统治也相对宽松。张虽贩私盐出身，却是一个文学老青年。热衷笔墨，雅爱辞章，很喜欢扎在文人堆里，箕坐饮酒，唱和啸歌。他在苏州设弘文馆，开集贤馆，高楼雅座，延揽文士，管吃管喝，善待礼遇。故而苏、松、淮、扬地区的诗社活动，经此提倡，风起云涌，煞是景气。

　　张士诚还专程征聘元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他的咨议参军，主持文事。元之行省，就是行中书省，等于是中央派出单位；而参政，官至二品，在地方上是拥有相当权威的人物。饶介官大，远不如他文坛领袖的名声大。饶介（1300—1367），江西临川人，字介之，自号醉樵。元末诗人，书法家，据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称，“释道衍曰：‘介之为人倜傥豪放，一时俊流如陈庶子、姜羽仪、宋仲温、高季迪、陈惟演、惟允、杨孟载诸辈，皆与交。’衍亦与焉。”时人评他：“书似怀素，诗似李白，气焰光芒，烨烨逼人。”褒其诗曰：“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誉其字曰：“飘逸畅朗，清丽流放，神追大令（王献之）。”张士诚入吴以后，饶介杜门不出，这就是文人的清高了。 可这样一位知名度高，号召力大，追随者众，影响面广的文学大人物，贩私盐的张士诚肯定早有所闻，立马拎了两瓶好酒，封了一份厚礼，亲自登门，请他出山。

　　饶介谦虚：一介微士，是做不来什么事的。

　　与那个视文人为敌的朱元璋不同，张士诚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只要先生大驾光临，就令吴门蓬荜生辉了。

　　据说，他加入张士诚政权以后，“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在此期间，他周围聚集了如高启、王彝、杨基、张简、徐贲、张羽……后来在文学史上称为“吴中四杰”“北郭十子”等一大批诗人，因为声气相投，同道契合，饶介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也是很自然的事。于是，就有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文学大奖赛。大江南北，报名响应，应征作品，纷至沓来，成为当时文坛一大盛事。张士诚是个好热闹的人，最怕冷冷清清，饶介是个大气派的人，最怕抠抠吮吮，于是，政府出钱，咨议出面，官员染指，文人插手。那些日子里的苏州城，成为诗的世界，也成为钱的世界。任何评奖的最后，都是和实际利益挂钩的。

　　连后来官修的《明史》，都记载了这次的元朝文学奖。“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称醉樵。尝集大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白金三斤，次杨基，犹赠一镒。”现在已弄不清楚评奖当时的情况，但一等奖的奖金，与二等奖的奖金，其相差之悬殊，令人匪夷所思。

　　张简的《醉樵歌》，当然写得也是气势磅礴，但读得出来，这是一首为手不释杯的饶介量身定做的诗，或许这是他得以高置榜首的原因吧？但中国诗人都知道，在明代文学史上，得二等奖的高启，才是大明王朝第一流诗人。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认为高启为明初最杰出的诗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认为高启为明初“吴诗派”的开山鼻祖。

　　因此，一过性的文学奖，其时效意义对文学本质而言，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浪花泡沫，看似喧嚣，很快也就随风而逝。至于文学的优劣，至于作家的高低，只有时间，而且是相当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