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再次引发人们对仰韶文化的关注。
一百年前,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迎来科学发掘的第一铲,科学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的序幕被拉开,这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仰韶文化及“大仰韶”文化群的面貌被勾勒得越来越清晰,让人们对史前中国文明进程有了全新的认识。
仰韶文化的发现
说起仰韶文化的发现,还得从地质学家安特生说起。安特生是瑞典人,他1901年从乌普萨拉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两次赴南极考察,因此名声大振。1914年,安特生被聘任为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他一方面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古生物化石进行采集和研究。
1918年,安特生经人介绍来到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并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1920年,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在安特生的安排下继续前往那一区域采集化石。当刘长山来到渑池县仰韶村时,意外发现村民家中收藏了一些远古时期的零星石器。经过询问,刘长山找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古文化遗址。简单挖掘后,刘长山采集了部分器物,同时又从农民手中买下了一些石斧、石刀及少量陶器,然后将这些古文物用毛驴运到渑池县,装箱后由火车运到北京地质调查所。
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曾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远古时代的石斧,而安特生本人也写过《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等文章。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古文物十分重视,并预感会有重大发现。1921年4月,安特生带着5位助手来到仰韶村,他们用了8天时间对仰韶村周边环境进行观测、照相和考察,同时尽可能地搜集了大量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最终,这些文物装了满满4大箱运回北京。
回京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物品进行研究,并初步判定仰韶村有中国远古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很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1921年10月,经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和考古学家袁复礼等人对仰韶村文化遗存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持续了36天,总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发现了更多的远古遗物。
发掘完成后,安特生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一次联合论证,参与者认为:在仰韶村发现的遗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学界普遍认为,这次发掘不仅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同时也让西方认为“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观点不攻自破。按照考古学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名称的惯例,“仰韶文化”由此得名。
仰韶文化的继续发展
仰韶遗址被发掘后,中国考古学也逐渐走向正轨。1921年底,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最早的考古研究组织。因为经费和人员方面的限制,该考古学研究室未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而只是收购一些古器物。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考古学课,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为导师之一。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了3个月的考古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独立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的史语所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历史和考古学专才,并在之后的殷墟发掘、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在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殷墟考古发掘,发现了以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并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安阳后岗首次发现彩陶、黑陶、灰陶所代表的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由此指出仰韶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是晚于仰韶文化的另一体系文化。
从地理位置上看,广义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带,而这一带也是黄河和渭河并流的区域。在这里,存在着大量的关于黄帝、炎帝的古史传说,这也意味着仰韶文化与中华人文始祖很可能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譬如距今4300年—3800年的龙山文化,其最具代表的是位于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该遗址有两重城垣,内城发现了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很可能是宫城),外城则发现了可能与观察时令有关的观测台。这一遗址,和文献中记载的尧的活动区域是重合的。此外,距今约3800年、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目前被学界认为是夏王朝都城,而其前身是龙山文化,同样得益于仰韶文化传统。
仰韶文化中的“早期中国”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各项考古发掘工作被迫中断,中国考古也进入十余年的低潮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得以重启。之后,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些大学也纷纷开设考古专业,各省也都成立了考古研究机构或文物管理局。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启动,其中西安半坡和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为主要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庙底沟文化的确认,填补了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过渡的空白。
庙底沟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韩庄村,此处距离黄河仅1公里。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庙底沟遗址距今大约4500年。作为仰韶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庙底沟出土的彩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庙底沟遗址的发现,不仅在历史实物上提供了中原古代文明延绵不断的考古学证据,同时也为史前中国文明进程的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距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已过去了一百年。这一百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仰韶文化年代跨度长达2000多年,遗址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等10个省份,这也是中国远古氏族社会大发展的重要阶段。而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可以统领在仰韶文化的旗帜下。这种“大仰韶”的文化概念和范畴,也将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
一百年前,在对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彩陶及黑海特里波利彩陶进行对比后,安特生根据其相似性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这一观点一度对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今,在中国考古学走过一百年后,“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已烟消云散。在一百年的考古实践中,带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理论逐渐成熟,如苏秉琦提出的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和严文明提出的多元一统“重瓣花朵”理论等,都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百年探索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史前中国的早期文明是本土的、内生的,它经历了各地区的多元发展,经过相互碰撞最终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