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有人将日记的历史上溯至两汉，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资料难以征考，且书写体例也与当今所说的“日记”有诸多不同。但是，提及爱写日记的中国文人，则是趣事成筐。
中国文人日记的开端
唐代李翱的《来南录》，被后人看作是中国日记的起点。元和四年，李翱赴岭南去做节度使杨於陵的幕府，其间一日一日地记载下了沿途所见之人、所遇之事、所经之郡县、所观之风景，李翱的《来南录》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日记，还是一部可圈可点的日记，沿着李翱的笔墨一路读下去，不到千字的篇什，却铺开了一幅江山万里图，自北方至岭南，一路山山水水如在眼前。
时隔千年，现在的人可能对李翱不甚熟悉，但是在唐代，李翱可是鼎鼎有名。《来南录》记载：“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这韩退之就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而这石濬川本名石洪，也是唐代一位名士，李翱南下时，韩愈、石洪等文化圈名流亲自相送，阵仗不可谓不大。更有意思的是，李翱将韩愈写在了日记里，而善于作诗的韩愈却把李翱写进了诗里，韩愈有一首《送李翱》写的正是这件事：“广州万里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揖我出门去，颜色异恒时。虽云有追送，足迹绝自兹。人生一世间，不自张与驰。譬如浮江木，纵横岂自知。宁怀别时苦，勿作别后思。”日记与诗歌互为参照，将这一段离愁别绪烘托得格外感人。在送别李翱之后十数年间，韩愈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并因上《论佛骨表》一事被贬至比广州更远的潮州，只是不知这一路上，韩愈心中会不会想起当年送别李翱时的画面。
李翱之后，日记之体蔚然成风，及至北宋，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被贬夷陵县，携一家老小自汴京走水路前往夷陵，前前后后记下了一本《于役志》，“君子于役”，有人怀念，有人担忧，而于役途中的风尘仆仆唯有当事者能知晓。在《于役志》中，欧阳修似乎早已对自己的命运有了预感，前几天就记下了“希文出知饶州”“安道贬筠州”“师鲁贬郢州”等事，“希文”便是范仲淹，“安道”原名余靖、“师鲁”原名尹洙，皆是当朝重臣。终于，在丁酉日日记的最后，欧阳修云淡风轻地写下了一句“余贬夷陵”，短短四个字，其中却是五味杂陈。
但是，欧阳修毕竟不是一般人物，既然已经被贬，那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吧，于是，欧阳修的一部《于役志》几乎成了他游玩会友的记录，“壬申，泛舟，饮于北辰”“甲戌，知州陈亚小饮于魏公亭，看荷花”“丁未，小饮君绩家”“己酉，小饮于水阁”……其实，贬谪途中再轻松又能轻松到哪去呢？不过是欧阳修有一个好心态罢了。
《来南录》与《于役志》是中国古代日记中的佼佼者，历来多被人称道，而其中文字的简短，意蕴的丰富也影响了后人的日记书写，有人称欧阳修的《于役志》为“此公酒肉账簿也，亦见史笔”，这个评价虽然有点半开玩笑的意味，却是十分到位的。
鲁迅日记：
简单又不简单
古代人喜欢写日记，现代人更喜欢写日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代表，鲁迅对日记也有特别的偏爱。鲁迅说：“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其日记以简短著称，往往每天仅有寥寥一两行文字。鲁迅本就无意让自己的日记公开，自然就写得潦草，可是，仔细品读这些简短的文字，却能从中读出鲁迅的喜怒哀乐来。
被收入《鲁迅全集》的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鲁迅离开南京北上赴任开始的，时值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将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北京，供职于教育部的鲁迅不得已一同前往，但是，就鲁迅内心来说则是极不情愿的。在鲁迅北上初期的日记里，随处可以看到他的各种抱怨：1912年5月5日，在自天津开往北京的车上，鲁迅只见“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5月6日，鲁迅正式入住北京山会邑馆的第一天，“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蜰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之后一天又是“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及至工作，鲁迅仍然是没能打起精神，5月10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混沌的民国和自己飘零的身世让鲁迅着实绝望，不过，也正是在这绝望中才诞生了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记》，细读鲁迅本人的日记，也不难看见“狂人”的身影。
能让鲁迅打起精神来的恐怕还只有他的故乡绍兴。鲁迅到了北京之后一直怀念着故乡的饮食。1912年9月27日，此时距鲁迅赴京已近半年，鲁迅日记里记载“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在座，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亦不美也”，而在同一天，鲁迅日记中还记有“得二弟所寄小包，内全家写真一枚”，把这两条日记结合来看，鲁迅抱怨饭菜不好吃恐怕就不仅仅是厨师水平的问题了。小有天的闽菜自然好吃，只是鲁迅的心在当天已经被家书所系，吃什么也都索然无味了。
鲁迅居住在山会邑馆时，许寿裳和蔡元培等人经常给他带一些家乡绍兴的吃食，而由于工作原因，鲁迅后来与他们也不常见，自然也再难吃到家乡的味道，1915年4月5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下午蔡谷青忽遣人送火腿一只”，蔡谷青就是蔡元康，蔡元培的弟弟，这则日记看似平平，但须知火腿乃是鲁迅家乡的味道，一个“忽”字道尽了鲁迅当时的心态，出乎意料，却又满心欢喜。读鲁迅的日记，大抵如此，只要细读，便能从字中读出字来。
日记与文学：
真作假时假亦真
鲁迅写日记本就不打算给别人看，所以喜怒哀乐自成文章，不拘一格，但是有些作家的日记写下来就是要给别人看的，郁达夫便是这样。郁达夫的坦然和真诚自是不用说，他以坦诚写文章，也以坦诚写日记，他的日记是中国现代作家中质量最高的。然而，很多人却对郁达夫的日记心存疑虑，因为这些日记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经过郁达夫手订的。日记本是私人文字，如果公之于众，是否会有失真实？这在日记研究领域一直是个问题。但对郁达夫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日记是坦诚，文学亦是坦诚，他以文学的笔法入日记，使日记优美精致，又以日记的精神入文学，使文学真实动人，在郁达夫笔下，日记与文学本就没有截然的区别。
郁达夫的日记里多有这样的文字：“唉，这都是什么礼义呀，习俗呀，尊严呀，害我的。这些传来的陋俗不得不打破，破坏破坏！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由我的自在就好了。破坏破坏，还是破坏！”几乎是同时，这样的言语也出现在了郁达夫的名作《沉沦》当中，日记和文学中所呈现的，其实都是真实的郁达夫。郁达夫写日记的视角颇耐人寻味，日记中的“我”似乎和写日记的“我”有着一些距离，读他的日记，总有一种反观己身的味道，而有时读到共鸣处，甚至会有一种“今日方知我是我”的大彻大悟。
当然，郁达夫这样写日记的方式并非“不传之秘”，沈从文也曾用这种手法写过一部《不死日记》，他自称：“这两月我的生命，除了在另一些纸上留下些东西，其余就全个儿在此了。牢骚呵，忏悔呵，苦呀苦呀全是成为过去；一切皆离开我身体，同生命一样，不见了。”而日记劈头一句便是“我第一句要写的话，是我像这样活下去怎样活得了”，接下来逐日记录在上海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把辛酸泪”。沈从文的《不死日记》是当文学作品发表的，你说他是小说自然可以，但是如果对照沈从文的生平，却又大差不差，甚至可以成为研究沈从文早期沪上生活的重要佐证。虚虚实实之间，好的日记早已与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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