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仲乐

　　【编者按】

　　近期，儋州市东坡书院“劝廉园”正式开园，园区主要通过“家风世传”“清风正气”“追慕苏词”“居琼雅趣”“千古一人”五大板块，展示廉吏苏东坡传奇且廉洁的一生。

　　而借由深入梳理更多有关苏轼廉迹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廉政思想由来有自，具备哲学基础，且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苏轼不仅为我国极负盛名的文人，同时也是历代士大夫的楷模。其六十六载的人生中，从政逾四十年。从京畿到地方，从政要到流寓，不管身处何种境地，皆能作出政绩，堪称能吏之代表。同时，苏轼对自身官德也有着尤为严格的要求，他在《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中提出：“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使其成为一名廉吏，所到之处总能兴利除弊。民本、惩腐、倡廉、节俭、自律等词汇都成为苏轼为官风格的代名词，其言、其文、其行也处处折射了这位“千年英雄”的廉洁本色。

　　澹泊财物， 

　　使小偷空手而归

　　苏轼的清廉品质可溯源至其日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他写于黄州的《节饮食说》，顾名思义为节制饮食之意，文中阐述了他的饮食理念，“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日安分以养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可见，苏东坡虽然热爱美食，却反对毫无节制的饕餮。在他看来，每天饮食不超过一杯酒、一个荤菜即可，哪怕贵客来访亦不超过三个荤菜。若苏轼受到邀请，也预先告知对方标准，如逾越标准便不赴邀，并总结好处有三：一是心安理得，增长福分；二是宽解胃肠，培植元气；三是节省费用，积累财富。苏轼一生多舛，见惯黎民疾苦，这都促使其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性格。曾慥《高斋漫录》曾载：“东坡尝谓钱穆父曰：寻常往来，心知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可见其对于口腹之欲的节制。

　　在工作中，苏轼延续了节俭之风。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适逢密州遭遇灾荒，连年歉收。引发黎民居无定所，最终大量民众无奈沦为草寇。苏轼的《超然台记》记载此种局面：“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他面对此种案件频发，社会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大力赈灾。缉拿盗贼，一方面以身作则挖野菜充饥，并作《后杞菊赋并叙》记录其挖食野菜的经历：“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行文乐观畅达，并发出了“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的超然之慨。

　　苏轼不重外物，经常赈济他人，导致自己家徒四壁，《东坡志林·梁上君子》曾记载其宅“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由于苏轼对于财物的澹泊，导致梁上君子空手而归，也可称之为美谈。

　　读史感触，

　　少年立志当廉吏

　　苏轼从小就以廉吏为榜样，《宋史·苏轼列传》记载，苏轼十余岁时读《后汉书·范滂传》，受到感触而跪请其母曰：“儿愿为滂，母亲许我乎？”母大喜答之：“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乎？”为官后，苏轼无论居于要位还是偏居一隅，也始终牢记“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的家训，恪守清廉的准则。

　　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专门论述为官者廉洁从政的重要性。文曰：“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源自《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是周代考评官员的六方面标准，亦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

　　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是“以廉而为首”。苏轼认为，在“六事”中，保持清正廉洁是第一位的，这无疑是为官从政者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十分正确的；二是“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这就是说，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要把廉洁自律贯彻到整个从政的过程，一以贯之，而不要半途而废；三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苏轼总结了历代从政的经验教训，述清了保持廉洁为官的重要性。

　　因此，苏轼名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可进一步理解为“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的“谏买浙灯”“扬州罢会”“课百官”等疏章都反映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思想。

　　廉政哲学，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苏轼于《范增论》一文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观点。文中苏轼针对陈平用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史事，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也就是说东西总是自身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寄生，说明事物总是自己先有弱点，然后才为外物所侵。

　　苏轼为官，始终秉持正义、“循理无私”。《苏氏易传·坤卦》中云：“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又在《上曾丞相书》中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苏轼认为摒除私欲才是“通万物”的最终之理，这也是苏轼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南宋魏了翁称苏轼主持科举考试期间，“不惟遗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宋史·文苑传·李廌传》载：“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颇受苏轼赏识，苏轼曾写信给友人，介绍李廌说：“近有李廌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李廌科举临场发挥不佳落第，令苏轼“无不骇叹”，甚是怅然。但苏轼并未利用手中权力，而是特地写《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诗予以安慰鼓励，李廌最终成为苏门学士中唯一的布衣。

　　苏轼的秉公与严苛有着本质区别。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科举，考试临近之时突降大雪，延缓学子进京行程。苏轼上朝廷《大雪乞省事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书：“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坚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有二分到阙，朝廷虽议展限，然迫于三月放榜，所展日数不多。至时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试不及，即恐孤寒举人，转见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最终，朝廷接纳了苏轼的建议，使众多举子得以顺利参加考试。

　　苏轼虽生活在皇权为本的封建时代，却有着尤为真诚的政治理想。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他希望这个世界存在一种永恒的道德秩序，百姓安宁、官员清廉、社会和谐，反之则“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也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当他在人生的尽头，挥毫写下“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功绩与黎民百姓的福祉结合在一起，早已忘记了在京城的富贵荣华，只愿留下一个乐观豁达、清明磊落的身影，即使笠屐着身，斜风细雨，依旧“负大瓢行歌于田间”，自得其乐，不改其志，这也是“东坡精神”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献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