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文举 于海姣
“向数图强”是省委省政府立足“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的重要部署,是推动制度型开放、数字海南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五向图强”的整体布局中,“向数图强”贯穿其他各方面,是充分发挥海南“三度一色”比较优势的重要抓手。马克思劳动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与商品的二因素之间关系,阐述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劳动发展的一般趋势等重要内容。结合数智时代特点,强化相关问题理论研究,有助于充分发挥“向数图强”战略牵引作用。
正确看待数字劳动,推动数据有序生产
劳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独有的存在方式。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规定外化并不断地扬弃外在性存在,从而在两个向度上交互作用、深入发展。客体方面,自然全方位地打上了人的印记,逐渐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为人的生存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主体方面,生命形态的跃升和发展优势的迭代,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为人的内在生命塑造提供了广阔空间。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运动的历史发展充分说明,劳动为人的生存奠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的生存论地位和作用,总是在具体的时代中通过特定的形式展现。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宽泛地说,数字劳动是指依托信息技术、网络通讯、算法数据等完成劳动过程的一种劳动形式,包括网络购物、分享点赞、视频制作、零工劳动等。虽然数字劳动呈现出创造性、灵活性、高效性、隐匿性等典型时代特征,但本质上是数智时代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具体展现,是劳动时代化的发展形式之一,符合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基本主张。“向数图强”的逻辑前提是“数”、是各种优质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直接产物。因此要正确看待网络直播、零工劳动等类型的数字劳动,加强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数字劳动环境,避免出现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发展壮大高素质数字劳动队伍,一体推进种业、深海、航天、生态等方面数字化建设,推动各种优质数据资源稳产高产,夯实“向数图强”的数据根基。
合理布局数字产业,推动数据有效转化
由于数字劳动的广泛开展,其产生的庞大数据多数会转化为数字商品,不仅包括经过专门加工处理的数据信息,还包括规模化、未开发的“数据关系”(大数据)。这些数据信息作为数字劳动的产物,能够满足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需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数据信息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才能转化为数字商品。从存在形式上看,赛博空间的数字商品虽然不能形成“庞大的商品堆积”场景,但却会与消费者、“冲浪者”巧妙“邂逅”。这种“邂逅”的底层逻辑是以AI、区块链、5G、数字货币等关键技术为驱动的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数字商品为载体的物化劳动在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中完成兑付、变现。与传统的以实体商品为中介的物化劳动的凝结兑付形式相比,数字商品中凝结的物化劳动是多种劳动形式耦合的结果,物化劳动的有机构成得到了提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物化结果的比例实现了优化,数字经济是这种物化劳动兑付的新型载体。从机制机理的角度来说,物化劳动有机构成的提升意味着生产力质态的提升,意味着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发展的这一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则是对这一趋势的理论指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赓续发展,深刻说明了劳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向数图强”正是着眼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开辟新赛道,通过推动数据有效转化使用激活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塑造新动能,通过促进数字内容出海、跨境直播、来数加工、电竞、智算等新业态集聚增创发展新优势,从而贡献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探索的海南力量。
管理规范数字资本,推动数据有序流通
新的劳动形式和新的产业形态是数字资本配置生产要素的客观后果,也是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具体展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的物化;通过物化的社会关系资本才能实现持续增殖自身的目的。数智时代资本的发展逻辑依然如此,但表现形式则贴上了显著的时代标签,例如一些领域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使用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数据要素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以逐利性为前提的社会性,社会性与逐利性交织叠加。资本的一般本质决定了数智时代资本运动也会衍生一些社会问题,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社交泛在化与个人信息茧房、平台垄断与数据共享、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数据生产与信息安全、物的依赖性与人的发展性等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基于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原则,构建“三个统一”的“向数图强”治理范式: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公共安全保障相统一、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统一、资本活力释放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相统一。既遵循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加强数字资本的管理规范,确保数据要素的公共属性不被资本逻辑异化、数字劳动的创造性不被资本逻辑窒息,这有助于健全完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联动机制,也有助于跨境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加快落地,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大局的历史进程中展现责任担当、实现更好发展。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为2024年度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编号hnky2024ZD-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