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晨
【编者按】
最近，由美国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生命时空：马王堆汉墓新论》问世，对马王堆汉墓棺椁、漆器、帛画、乐器、弓弩、纺织品、食物、俑人等做了探索性的阐发，尤其对马王堆文物艺术所折射的汉代人的宇宙观念和精神世界做了全新的、富于启发性的探索。汉代的文化历史再次成为热点。
汉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中诞生了不少文学瑰宝，作者中不乏名垂青史的父子或父女，迄今仍能让人看到其深厚的家学传承和深沉的血脉之情。
汉末三曹父子的建安风骨、北宋三苏家族的大雅气象，早已似璀璨明星闪耀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银河。汉代文学的星空虽未如后世般灿烂，却也有独特的家族星光。当司马谈在病榻前向司马迁托付著史遗愿，当刘向刘歆父子于天禄阁潜心校订典籍，当班彪的史笔在班固手中延续，当蔡邕的琴韵在蔡文姬的诗中重生，这些汉代的文学家用血脉书写的家族传奇，犹如缣帛上的朱砂印记，在历史深处留下不灭的墨痕。
司马谈与司马迁
文史巨著《史记》的诞生
司马迁以其史学巨著《史记》名垂千古。《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又是古代历史散文的扛鼎之作。晚清将领左宗棠将其与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并称为“西汉文章两司马”。然而这部伟大作品的诞生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准备。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载“司马氏世典周史”，至东周惠、襄之际便失去了这一职业，于是司马谈立志继承祖业，重振家学。他拜师求学，从唐都学天文，从杨何学《周易》，又从黄生受黄老道家之学。终于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入仕，初为太史丞，后升为太史令。作为史官，创作一部通史以踵继孔子之《春秋》，是司马谈一生最大的愿望。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是当时天下极其重大的典礼，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本应随行，然而却因病重滞留洛阳，未能成行，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好在此时适逢司马迁出使回来，司马谈弥留之际将著史的夙愿嘱托给儿子司马迁：“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秉承父亲遗志，开始创作《史记》。目前《史记》中明确出于司马谈之手的是《论六家要旨》一文，文中系统梳理评价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思想主张，是先秦至汉初学术史的重要总结，颇有发凡起例之功，收录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此外，据王国维、顾颉刚、李长之等学者的考证，《史记》当中将近四十篇的内容出自司马谈之手。《史记》开始创作的七年之后，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他曾在《报任安书》中叙述他遭受宫刑之后的屈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李陵之祸不仅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一场重大变故，对《史记》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的创作宗旨从“润色宏业”、为大汉帝国唱赞歌，而变成了抒愤之作，这也使得《史记》蒙上了一层悲剧的意味，客观上也强化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文学性。司马迁之所以蒙受这般奇耻大辱而苟活于世，为的就是完成父亲临终前的殷殷嘱托。
刘向与刘歆
文献传承与保护的典范
刘向，本名刘更生，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散文家，也被后世誉为目录学之祖。由于刘向去世前任中垒校尉，故后世亦称“刘中垒”。刘向心性耿直，《汉书·楚元王传》评价刘向“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他曾在元帝时上书进谏而得罪权贵，被谗入狱，免为庶人。汉成帝时为护左都水使，迁光禄大夫。虽然曾因谏言险遭杀身之祸，但刘向仍不改其耿直心性，任光禄大夫时作《谏营昌陵疏》，对汉成帝劳民伤财、朝三暮四营建延陵和昌陵的行为谏言，文中一开头便言“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意即天下不可能永远姓刘，刘向虽然身为宗亲中的长辈，但敢以这种口气上书，更见其耿介。文中又将汉成帝营建陵寝的行为斥为“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刘向创作的《新序》《说苑》两部具有类书性质短篇故事集中有很多内容在后世广为流传，大众所熟知的叶公好龙、丑女无盐、边亭之瓜等故事皆出自《新序》，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窦娥冤》的原型即取《说苑》中的“东海孝妇”一节。刘向又作《列女传》，继承董仲舒的“三纲理论”，其中有一些落后腐朽的封建因素，但也看到了女性对社会和家庭发展的重要作用，书中颂扬果于行义的杰出女性，对薄情郎君大加鞭挞。这三部短篇故事集皆是作者有感时事的陈古刺今之作，发展了传记文学，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创作有重要影响。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与其子刘歆奉诏整理校订宫中藏书，每完成一部，刘向便梳理书中内容，撮其宗旨，上奏皇帝，久而遂成《别录》一书，这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目录学专著。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续父亲未竟之业，继任中垒校尉。将《别录》内容加以简化，又把所著录的书目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这种六分法，是《隋书·经籍志》提出“经史子集”四分法之前一直通用的书籍和知识的分类法。可惜两书早已亡佚，好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保留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刘氏父子对保护传承古代文化与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近现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认为刘歆对于古代文献保护传播的功绩可以比肩孔子。
班彪与班固
修《汉书》之艰堪比司马父子
在汉代，与《史记》齐名的史学著作就是《汉书》。《汉书》作者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出生于官宦世家。据《后汉书》记载，班固九岁便能诵诗属文，长大之后于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通。《史记》的成书经过了司马谈、司马迁两代人的努力而成，《汉书》的成书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史记》流传开来之后，有不少史家缀集时事，欲为《史记》作续。然而班固的父亲班彪（3年-54年）认为这些续作大都内容鄙俗，不足以为《史记》之续，因此撰作了《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固的《汉书》就是在此基础上而成的。《汉书》的创作历程也如《史记》一般充满艰辛。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撰写《汉书》。五年后被人告发，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捕入狱。班固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略陈班固著述之旨，又将书稿呈上。汉明帝看过班固的书稿，对其才能颇为赏识，便任命他为兰台令史，不久后又被任命为郎官，奉诏撰史。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班固受窦宪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和帝命其妹班昭补撰“八表”，后又命马续完成了《天文志》。可见，《汉书》凝聚了班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
班固除了继承了父亲的史学天赋，也遗传了父亲的文学才能。班彪有《北征赋》《览海赋》等作品存世，班固的《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更是在汉代辞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班固还有五言诗《咏史》一首，是较早的汉代文人五言诗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以“咏史”名篇的诗歌。诗中所咏之史是一个父女情深的历史故事——缇萦救父。西汉文帝四年（前176年），临淄人太仓公淳于意获罪，被押解至长安，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想不出什么办法救父亲，只能相随而泣。淳于意便感慨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意即要是没有个儿子，危难之时连个差使的人都没有。这是对自己没有儿子的遗憾。小女缇萦有感于父亲的叹息，鼓起勇气上书汉文帝，表示自愿为官婢，以赎父罪。汉文帝被缇萦一片孝心感动，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因此废除了肉刑。这首诗是班固晚年之作，因冲撞了洛阳令种兢而被收押狱中，班固虽然有好几个儿子，但“诸子多不遵法度”（《汉书·班彪传》），无可救援，因此以缇萦救父一事，发出“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
蔡邕与蔡琰
乱世中的文学传承
“文姬归汉”的故事家喻户晓，被编入小说、戏剧，被之管弦。故事的女主人公蔡文姬（名琰）与其父蔡邕均是东汉末年有名的文人。父女俩生于乱世，命运坎坷。蔡邕（133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人，《后汉书》记载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正因为他善古琴，曾在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被权贵徐璜征召为其弹琴，蔡邕万般无奈，至偃师病而不能行，也因此得免。他将一路上的见闻写成《述行赋》，内容深挚，风格奔放，抒发了对民众苦难的同情和对仁人志士被压抑的愤慨，是东汉同类主题辞赋中的代表作品。灵帝时期，蔡邕上书议政而入狱，免死流放朔方。后又被构陷，浪迹吴会十二年。董卓擅权时，曾任命蔡邕为左中郎将等职。蔡邕后因感叹董卓之死，被司徒王允所囚，死于狱中。
蔡文姬事见《后汉书·列女传》，她初嫁于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家中。兴平年间，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流落十二载，育有两子。后来曹操因与蔡邕素有交情，便花重金赎回蔡文姬，嫁给董祀。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胡笳十八拍》，明言其作者为蔡文姬，诗中叙写蔡文姬乱中被虏、胡地思乡、忍痛别子的遭遇。不过关于这首诗的真伪，学界仍有争议。
《后汉书》载录了蔡文姬的长篇叙事诗《悲愤诗》，诗中叙写作者平生的悲苦，感情深沉，文辞凄切。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后来蔡文姬因董祀犯死罪而向曹操求情时，曹操曾问及其家中原来收藏的古籍。蔡文姬说父亲留下来的古籍有四千卷，但因战乱保存下来的不多，自己能记得的有四百多卷，又一字不差地将这四百多卷内容默写下来。蔡文姬之所以能清楚记诵如此之多的内容，不仅因为她的博闻强志之能，更因为她将对父亲的思念融入这四百多卷古籍，这中间的每一字都是她从十二载流离中打捞并珍藏的父女情感印记。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