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海波

　　长江在宜宾打了个弯，李庄就卧在这道弧线上。

　　抗战时期，李庄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迎来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和科研学术机构，傅斯年、童第周、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专家学者，云集李庄。这个原本籍籍无名的小镇，一下子成了衣冠南渡、文化抗战的重要场所。

　　奔向李庄那天，我心中充满期待，期待山风掠过江水翻动榕树，期待穿着旗袍的女子漫步在幽静的巷道里。它和我期待的一样，甚至比我所期待的模样还要美。下了车，并没有见到李庄的全貌，只有往前多走几步，经过高大的门楼，才能看清这座建于南北朝的千年古镇。

　　雨入李庄，雨丝斜斜地掠过青瓦，薄雾给古镇增添了些许朦胧美。湿漉漉的石板路，泛着苔藓的微光，飞檐斗拱，雕花门窗，古意犹存。举头仰望，两边屋檐高耸，剪出一片天空。走在狭窄的巷子，仿佛在阅读一篇小品文，文风朴实清秀，带着一些小家碧玉，委婉纤巧。穿街过巷，光影流动，擦肩而过的，像是旧时大名鼎鼎的鸿儒雅士，转身钻进某个宅院，坐到桌前，埋头做起了学问。

　　禹王宫门前的石狮子，依然保持着迎接远方来客的姿态，这座供奉大禹的清代建筑，两个四合院的布局，门上的对联“江导岷山脉通楚泽，峰排桂岭秀毓仙源”依然清晰，这里曾是同济大学校本部驻地。

　　祖师殿是同济医学院旧址，我站在正殿中央，望着藻井上斑驳的彩绘，想象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学生们艰难求学的场景。生物系为了做实验，在张家祠堂养了上千只白鼠，每天清晨，挑着竹筐送白鼠粮的农妇，与夹着德文课本的学生，在巷口相遇，构成一幅特殊的战时图景。

　　同济大学内迁，坚持“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校风，培养毕业生一千二百多人，尽管人数有限，但毕业生质量极高，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技、医学和工程领域的奠基者，如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中国化工热力学研究先驱侯虞钧、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孟超等。

　　沿着蜿蜒的田埂前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藏在月亮田的竹林间。这里环境清幽，远离尘嚣，走进屋内，书香气息扑鼻而来。当时生活相当艰苦，但他们谢绝去美国。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在简陋的农舍，演绎别样的“人间四月天”的浪漫。

　　堂屋那张瘸腿的书桌，支撑起《中国建筑史》这部巨著，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学基础。作为梁思成的核心助手，林徽因以病体之躯，参与了资料的整理、文字润色和插图校对，尤其对唐宋建筑部分，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她以艺术审美，平衡梁思成的技术分析，将建筑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感性结合起来，使著作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中国营造学社旧址的墙上，《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清单》墨迹如新。当年美军轰炸日本时，这份清单变成了保护京都奈良的文化护身符，西南山坳里的铅笔印记，在富士山下挽救了唐风宋韵。六十五年后，日本奈良市政府代表团专程到访故居，向梁思成铜像献花致谢。

　　板栗坳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在李庄期间，傅斯年以卓越的领导力，维系战时学术机构运转，推动集众研究模式，并通过参政议政践行家国情怀。他主张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语言学，倡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实证精神，这些学术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人文科学的范式转型。

　　绿荫丛中的田边上，掩隐着一座图书馆，藏书十六万册，是战时大后方最完备的文史图籍图书馆。吸引国内外学者含英咀华，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印度学者狄克锡曾到此访学交流，西南联大因图书损毁严重，常有学者赴李庄查阅资料。

　　走过席子巷，很快就到羊街，抬头望见李济旧居。站在门前，心情颇为沉重，女儿李风微聪明伶俐，时常帮父亲拓青铜器纹样，后来患上了伤寒病，不治而逝，年仅二十岁，她的碑碣简朴得令人心颤。

　　抗战胜利要东归时，五十三位学者联名刻碑留别，碑额“山高水长”四字，由《殷历谱》作者董作宾以甲骨文体书写。在立碑仪式上，板栗坳小学的孩子们，用清新的音调，朗诵碑文：“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恋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落日余晖洒在城墙上，街上叫卖的吆喝声，渲染小镇的热闹。我在临街的一家饭店，点了一份著名的“李庄白肉”。肉质薄如蝉翼，蘸上特制的佐料，慢慢咀嚼，鲜香麻辣，肥而不腻。一道原名“裹脚肉”的地方菜，被学者赋予新的名字，成为乱世中的乡愁滋味和承载文化坚守的象征。

　　走到李庄码头，凉风习习，水色天光，有轮船经过，江上惊起一片鸣笛声。旧时光里的赤子俊彦，从这里乘船回迁，他们走了，又没有走。那些散落在宫观祠堂里的学术星火，化作文化基因，深深植入古镇的肌理中，继续滋养着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