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宏宇

　　长江流到武昌城下，忽然拐了一个大弯。就在这拐弯处的蛇山矶头，立着一座楼。说是楼，不如说是一个符号。千百年来，它烧了又建，建了又烧，反反复复几十回。每一次倒下，都有人把它扶起来；每一次焚毁，都有人掏出银两周济。仿佛这座楼不是木石所筑，而是长在人们心里的一根骨头，拔不掉，也弯不了。

　　黄鹤楼最初并不叫黄鹤楼。三国时候，孙权在这矶头修了一座瞭望台，为的是观察江北曹魏的动静。那时的楼很简陋，大概就是个高台子，有兵卒日夜把守着，望见敌船便点起烽火。这是黄鹤楼的前身，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设施，与风雅毫无干系。后来三国归晋，烽烟散了，这楼便荒了。兵卒撤走，只剩下空荡荡的台基，面对着江水发呆。南朝的时候，有个叫荀瑰的人游历至此，写了一篇《登黄鹤楼》，说这里“下临江流，上接云霄”，景色极好。这是黄鹤楼第一次以“景观”的身份进入文字。从此，它的命运便拐了个弯。

　　真正让黄鹤楼名扬天下的，是唐朝时期。开元盛世年间，诗人崔颢途经武昌，信步登上了这座名楼。他抬眼望去，看见了什么呢？江上暮色苍茫铺开，江面烟波浩渺，一叶归舟正顺着水波缓缓驶过。乡愁忽然就漫上了心头，那些翻涌难抒的心绪，也跟着涌上脑海，于是他提笔在楼壁上，写下了这八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诗的修辞浅白通畅，几乎不需要任何注解就能读懂，却让后世所有吟咏黄鹤楼的作品，都难以继续写下去。相传后来李白登临黄鹤楼，本打算提笔题诗，抬头看见崔颢留下的这首题作，当下便搁笔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确实是绕开了写景，只写送别。他大概真的无话可说了，崔颢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尽了。

　　崔颢这首诗的厉害之处，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写了一种“不在场”。黄鹤楼的名字里有个“鹤”字，但谁也没见过那只鹤。据说古时候有个叫费祎的道人，在此乘鹤飞升，又说有个姓辛的卖酒人，因为款待了一位仙人，仙人画鹤于壁，鹤从墙上飞下来跳舞，辛氏因此致富，后来便建了此楼，当然这些都是传说。

　　但崔颢偏偏从这“不在场”写起。“昔人已乘黄鹤去”，一开篇就告诉你，那只鹤已经不存在了。整首诗都笼罩在一种“失去”的阴影里，仙人走了，黄鹤飞了，连白云都只剩“空悠悠”。唯一在场的，是那个站在楼上看江水的人，和他心里涌起来的、无以名状的愁。这“愁”是什么？表面上是思乡，骨子里是时间。一个人站在高处，看着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忽然就明白了，一切都在消逝。仙人的传说会变成故事，坚固的楼台会变成废墟，连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昔人”。黄鹤楼成了一个时间的坐标，站上去，就能看见自己的渺小和时光的短暂。

　　这恰恰就是崔颢让后人难以超越的地方。他没有铺陈任何宏大叙事，只是写下了自己独自站在黄鹤楼头，那一瞬间的失神怅惘。可偏偏就是这种属于个人的、转瞬即逝的细腻心绪，穿越了悠悠千年时光，每一次都能击中登楼眺望的人。

　　宋代以后，黄鹤楼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地标。文人墨客路过武昌，必登此楼，登楼必赋诗，赋诗必提崔颢，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苏东坡来过，写“黄鹤楼前月满川”；陆游来过，写“黄鹤楼中吹玉笛”；范成大来过，写“黄鹤楼头望故乡”。连辛弃疾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登上黄鹤楼也忍不住柔软起来，写出“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否”的词句。这些诗词，一层一层地叠加在崔颢的底色上，像刷漆一样，把一座木结构的楼台刷成了金碧辉煌的文化殿堂。

　　那些年，黄鹤楼在不断地毁坏，南宋末年，元兵南下，黄鹤楼毁于战火。明代重建，崇祯年间又被火烧。清代又建，太平天国时再毁。同治年间重修，光绪十年又毁于大火。最后一次毁坏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湖北新军的士兵在楼里生火做饭，不小心点着了梁柱，整座楼烧了一夜，化作灰烬。这毁坏的历史里有一种荒诞感，文人用笔墨把它捧上神坛，战火和失火却一次次把它拉回地面。文化和暴力在黄鹤楼身上反复角力。每一次重建，都是一次文化的重生，黄鹤楼还在我们心里，依然会让我们牵挂。

　　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钢筋水泥，比历史上任何一座都坚固。但它已经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因为修武汉长江大桥，它向后退了一百多米。严格来说，这是一座崭新的仿古建筑，放在古迹保护的标准里，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文物”。但它又是真的。因为它重建的理由，和千百年前一模一样：人们需要这座楼。

　　楼下的碑廊里，有一方石刻，刻的正是崔颢那首《黄鹤楼》，石头已经被岁月磨蚀，但这诗，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背出来。这或许就是黄鹤楼藏着的秘密，它是不是千年前的原迹不重要，黄鹤是否在此停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所有登楼的人，都站在同一片暮色里，望着同一条长江，心底都会涌起同一种感受：关于时间的流淌，关于存在的印记，关于万物的逝去。这份感受从崔颢开始，一代又一代，就像脚下这江水，从来没有间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