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君穷

　　万里长征的起点，不在雪山草地，而在每位革命者少年离家、投身革命的第一步。

　　海南偏处南海一隅，近代以来却是著名的侨乡，一代代海南人乘着帆船南下，到南洋谋生。也有人北上，到广州，寻找另一条出路。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河畔，八万六千中央红军悄然渡河，开启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在长征中，史料记载至少出现了八位海南人的身影。他们来自文昌、琼海、万宁、琼山，来自椰林深处的渔村、侨乡的橡胶园、黄埔军校的操场。

　　他们为何能加入这场远征？答案不在1934年，而在更早的那些年——在他们离开海南的那艘船上，在他们举起右拳宣誓的那个深夜，在他们选择信仰的那个人生岔口。

　　百色星火  走过七千里“小长征”

　　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粤东会馆门前升起一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

　　这一天，四个海南人的命运被紧紧绑在了一起。

　　张云逸是其中资历最深的一个。1892年，他出生在文昌头苑上僚村，原名张运镒。16岁那年，张云逸考取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在教官邓仲元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黄花岗起义，张云逸是攻打两广总督府的队员之一。第二天早晨因为他恰好外出买菜，不在现场，才逃过一劫。后来他常说自己“差一点就成了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东征到北伐，张云逸在旧军队里一路做到旅长。1926年，在北伐的征途中，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云逸的前半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他都亲身走过。1929年，他以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和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12月11日，百色城头义旗高举，红七军诞生，张云逸任军长。

　　在张云逸的身边，有一位文昌同乡叫云广英。云广英原名云昌旭，1905年生在会文朝奎村，1924年考入广州广雅书院。广雅书院是岭南名校，新思想活跃，云广英在读书期间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南方，云广英被迫流亡南洋，在马来亚谋生。南洋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他没有放弃寻找组织。1929年，他毅然回国，跟着张云逸参与了百色起义。起义后，云广英在红七军经理处当股长，负责部队的后勤供给。1930年4月，在转战的途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个叫林青的文昌人，原名符鸿合（另一说林鸿合），1911年生在文教嘉美村。1928年，他考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教导队，毕业后也是经张云逸介绍，到广西奉议县当警备队队长。张云逸在广西筹备起义时，需要大量可靠的人担任各级职务，林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安排进去的。1929年百色起义爆发，他跟着队伍参了军，1930年入了党。他曾任红三军团无线电二分队队长、政委，随红三军团从于都集结出发长征。

　　至于陈铣，我们知道的不多。他是琼山人，在红三军团任职，参加了长征，途中牺牲在四川。他的出生年月、具体职务、牺牲的具体地点和时间，都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和前面三位一样，是红七军系统走出的海南战士。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这是一场后来被人称为“小长征”的远征——从广西河池出发，历时九个多月，行程七千余里，战斗百余次，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

　　在乐昌河突围一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两段，邓小平率一部向湘赣边转进，张云逸率另一部绕道而行，两支部队在湘赣苏区永新县重新会合。出发时七千余人，到达中央苏区时仅剩两千左右。1931年7月22日，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圩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随后，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代表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整编时，原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缩编为红五师，正式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这四个海南人，就这样跟着一支在广西起义的部队，整建制地“搬”进了中央红军。他们进入长征序列的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红七军的人，红七军到了哪里，他们就到了哪里。从百色到于都，七千里的“小长征”，是他们走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奏。

　　南洋赤子  跨海奔赴信仰地

　　海南是著名的侨乡。近代以来，无数海南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在八位长征先辈中，有三个人的路，是从南洋的橡胶园、锅炉房和秘密机关里走出来的。

　　庄田是万宁人，原名庄振风，1906年生在一个贫农家庭。1923年，17岁的庄田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漂洋过海到了新加坡。他先在一家橡胶厂打杂工，每天在烈日下割胶、收胶，后来又到荷兰资本家经营的“生计”号货轮上当锅炉工。

　　锅炉房里闷热难当，煤灰满面，但就是在那里，庄田结识了船上的中共支部书记黄宜敦。黄宜敦给他讲革命道理，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出路。庄田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入了党，随后任党支部书记，领导海员工人运动。海员工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庄田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迅速成长。

　　1929年，庄田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派，到苏联莫斯科红军步兵学校学习。在莫斯科，他系统学习了军事理论和战术，1930年底学成回国，1931年到达江西瑞金，在红军军政学校当排长。

　　符确坚的路和庄田有几分相似。他原名符敦秀，1906年生在文昌潭牛考经村，也是贫农家庭出身。1925年，19岁的符确坚漂洋过海到了马来亚，在济川橡胶厂打工。橡胶厂的工作繁重，工人待遇差，符确坚在工厂里参加工人运动，加入赤色工会，在斗争中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1927年秋，他入了党。

　　1929年，符确坚经组织介绍回到文昌，开展党的工作，先后任区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巡视员、县委秘书，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那时候的海南，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符确坚在故乡的土地上秘密发展组织，发动群众，度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

　　1934年，符确坚在厦门找到党组织、恢复组织关系后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部文书科工作；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中央军委没收委员会保管科科长。从1936年起，先后任中央财政部文书科科长兼印刷所所长、国库局局长兼统收局局长、财政部秘书长。从橡胶厂的工人到苏区的财政干部，符确坚的人生跨度不可谓不大。

　　谢飞是八位先辈中唯一的女性。她原名谢琼香，1913年生在文昌一个渔民家庭，小名“么尾”——海南话里“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她上有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从小活泼好动，敢和男孩子比高低。

　　1927年2月，才14岁的谢琼香就加入了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区委委员。14岁的年纪，很多人还在学堂里读书，她已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确立了人生方向。

　　大革命失败后，海南的革命斗争转入地下，谢琼香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工作。1928年10月，她被广东省委机关派往中国香港、新加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南洋，她以各种身份作掩护，为党组织传递情报、联络同志，在异国他乡的险恶环境中经受了考验。

　　她于1932年1月回国，在福州、厦门中心市委做地下工作。1934年，被调往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担当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

　　黄埔铁军  百战归来入苏区

　　在八位海南先辈中，周士第是唯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的路，是从黄埔军校的操场走出来的。

　　1900年9月9日，周士第出生在乐会县（今属琼海市）新昌村。7岁读私塾，后来上了本县高等小学和琼崖中学。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被选为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干事，在街头游行的队伍里，这个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

　　1924年5月，周士第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所后来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军校，首批学员里就有他的身影。

　　当年11月毕业后，他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被分配到各军，而是被选去参与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装备精良，官兵多为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斗中屡立战功。当年12月，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铁甲车队到叶挺独立团，周士第的军旅生涯一路向前。北伐战争中，他随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贺胜桥，一路打到武昌城下。独立团扩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后，他任第七十三团团长。

　　南昌起义前夕，周士第率部驻扎在江西九江，和聂荣臻商定了起义计划，最终带着三千多人的部队赶到南昌。起义部队整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周士第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恩来当时高兴地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真没想到你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的部队被打散了。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遭遇优势敌军围攻，部队溃散。周士第辗转香港、上海、南洋等地，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日子。那几年，他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四处漂泊，一度靠朋友接济度日。但他心里的那团火没有灭，始终在寻找回到组织的机会。

　　1934年2月，周士第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他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老战友重逢，感慨万千。他被分配到红军大学训练部当军事教员。这一年，他34岁。

　　从黄埔一期的学员，到铁甲车队的队长，到南昌起义的师长，再到红军大学的教员——周士第的来路，是一条职业军人穿越枪林弹雨的路。他用多年的征战，站到了长征的起点上。1934年10月，红军大学改编为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周士第被任命为指挥科科长，随队踏上了长征路。

　　八个海南人，从三条不同的路走来，汇聚到同一条远征大道上。

　　张云逸、云广英、林青、陈铣——他们从百色起义的烽火中走来，随红七军转战七千里，把一支广西起义的部队整建制带进了中央红军。

　　周士第——他从黄埔军校的操场走来，从铁甲车队、北伐战场、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走来，以职业军人的素养站在了长征的起点。

　　庄田、符确坚、谢飞——他们从南洋的橡胶园、锅炉房、秘密机关走来，带着侨乡革命者的觉醒与赤诚，奔赴红色苏区。

　　三条路，一腔赤诚。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同，但他们的选择相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放弃了安逸，选择了信仰；放弃了归途，选择了远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八位海南人的来路，我们会发现：长征的“起点”，从来不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或地点，而在每一个人选择信仰、投身革命的那一刻。

　　他们从海南来，他们向信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