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超

　　海南省档案馆保存着一张张云逸的珍贵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35年11月的延安，距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仅一个月。画面中，张云逸与白如冰、叶季壮并肩而坐，面容沉静，带着长途跋涉后难得的松弛。就在此前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这位曾率领红七军走过“小长征”的名将，在万里征途上做的，却是侦察道路、寻找向导、架桥铺路这些“配角”的工作。他自己对此毫无芥蒂，说得很直白：“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这句朴素的话，牵出了他在长征中最具分量的一段经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42岁的张云逸正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的大庚岭养病。接到归队命令后，他立即率队踏上长征路。归队不久，他在红八军团任参谋长，协助指挥部队，很快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国民党军在四周布下重兵紧咬追击，红军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已无法执行，亟需查明前方敌情，寻找兵力薄弱处突破。负责先遣调查的张云逸冒险深入敌区侦察，摸清了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兵力部署，发现贵州方向兵力较为薄弱，及时向中央汇报。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毛泽东根据这一情报，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后来情报部门证实，国民党军果然已在红军原计划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张云逸的侦察情报使红军避开了一场灭顶之灾，保住了主力部队。

　　红军进入贵州后，乌江天险横亘在前，尾追的薛岳纵队距红军仅几天路程。12月31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渡乌江。中革军委将架桥协助渡河的重任交给了张云逸。面对水流湍急、两岸陡峭的乌江，张云逸和战士们一起想办法：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长木棍做成锚爪，制成石锚解决浮桥固定问题；桥体则用竹筏和门板架成。经36小时努力，完成架桥任务，保障了由刘伯承总参谋长和陈云、叶剑英率领的中革军委纵队顺利渡过乌江。不久，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暂时摆脱了追敌，但长期行军作战使不少官兵因生病、营养不良而掉队。1935年6月1日，中革军委委任张云逸率干部团上级干部队（上干队）组成收容队，负责收容军委纵队和各军团的落伍人员。张云逸要求收容队员做好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带着棉衣、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沿途接应，最终与军委纵队会合，完成了收容落伍人员的任务。过雪山草地时，张云逸身体一直不好，经常打摆子、发高烧，有一次竟从马背上摔下来昏了过去。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和恶劣环境抗争，常常乐观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是不参加红军，哪能看到这些地方呢？干革命是不能怕艰苦的，正如钢铁是在几千度高温的红炉中炼出来的一样。”

　　纵观长征全程，张云逸都是在最紧要的关头被委以重任。陈毅曾评价他：“云逸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这种不计职位高低、唯以革命需要为重的品格，正是他在长征中留下的最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