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由于不堪忍受罗家伦所倡行的极为苛严的军训而退学，随后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大学毕业时，张岱年发表多篇学术论文，随即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后来，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张岱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学校让张岱年为研究生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考虑到张岱年当时年近七旬，精力有限，学校便不再让他给本科生上课。

　　虽然不再上本科生的课，但每次上研究生的课依然火爆，教学楼前就停满了自行车，座位也格外紧张，所有人都慕名而来，听课的有研究生、本科生，也有教师和外校学生。

　　上课时，张岱年不疾不徐，侃侃而谈，讲到会心处，台上台下相视而笑，大有莫逆于心的感觉。令人敬佩的是，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每段的思想主潮、血脉谱系和史料线索，都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有力的阐释，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都有独特的研究。有学生赞叹说，听张先生的课，“就像他手把手地带领我们将中国思想的矿脉勘察了一遍，又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幅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景图”。

　　在北大，有两件与张岱年相关的事情流传甚广。第一件事，说张岱年终身不改老派学者作风。身体还好时，哪怕年轻后辈去拜访他，他都会倒几趟车回拜；过年时，有人给他拜年，或者给他寄贺年卡，张岱年也一定会回拜、回寄。因此，那些一心想要收藏张岱年贺卡的学生在过年时，也会专门给张岱年寄一张贺卡。几日后，定能收到张岱年的回信，心愿定能达成。

　　第二件事，说张岱年晚年时，做得最多的事情是帮人写序言，而且几乎来者不拒。当时，为了保护张岱年，北大哲学系拟了一张告示，要求经系里同意才能拜访张岱年。他们把告示送到张岱年家里，请他贴到门上，后来得知一直没有贴出去。有意思的是，当时只要一听到门铃声，张岱年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去开门，甚至从来不问一下来者是谁。

　　70岁的时候，张岱年感叹：“80岁以后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80岁的时候又说：“再过五年我就不给别人看稿子了，自己写书。”有人提醒张岱年，再不动笔就来不及了。

　　到了90岁的时候，张岱年终于说：“不行了，我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其时，他甚至已经给自己要写的书起好书名，叫《中国哲学史纲》，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可算作是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的姊妹篇，遗憾的是此书最终却没能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