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士兵 　　最近，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两首有关地震的词，被网民认为是最丑陋的“媚语”。他竟然以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救灾努力，发出“纵做鬼，也幸福”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６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 　　面对汶川大地震，先有著名学者余秋雨以一篇《含泪劝说子女被校舍压死的家长不要告政府》的博文，让公众看了一场“文化戏子”表演的“鳄鱼泪”，再就是王兆山以词来代鬼“立言”，亵渎逝者，让公众知道文坛新出了一个冷酷无耻的“鬼魂派”。“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兆山”，这样的口号也已充斥文坛江湖。两首词，让王兆山在文坛声名空前远扬。当然，是骂名。 　　这些无疑就是当前媚语文化最艳丽的口红了。这种迎合权威，争献媚语的行为，太过令人心寒与悲愤。文化担当，最起码是勇于说真话来为弱者代言的，然而，这些“媚语文化”要么是极度冷血的帮闲，要么是极度厚颜的献媚。这种消解公众的权利意识，让人们用生命来感恩的行为，极度不负责任，既对公民精神的形成产生误导，也对生命尊严造成轻佻的亵渎。 　　文化批判的价值指归，从来不是从人格上羞辱某个人，绝不是要把某个人搞臭，而是通过对某种文化现象背后的审美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进行解构分析，来建立文化伦理的健康框架。同样，现在对于“媚语文化”的批判，也就是寄望通过这样的文化行动，来催发知识分子的精神自醒，也抹去附载在当代文化身上的肮脏血污。 　　如果这种“媚语文化”成为主宰当前文化价值向度的风向标，那实是太可怕的事。不必讳言，“媚语文化”的气息弥漫，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精神伦理探求的障碍了。试想，在如此媚权文化统领之下，又怎么可能搭建起倡导“正义话语”的文化平台呢？要经过媚权文化标准的钦定程序，恐怕那些具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人格的文化产品也多会无奈地面对胎死腹中的命运吧。难怪山东有作家因羞于与王兆山为伍而愤然退出作协。 　　其实，文学艺术与文化行为要不出现大量的价值谎语，本不是难事。一句常理，就是文学艺术是“人学”，人学即是“人性学”。然而，像王兆山这样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视角就只有媚权，没有人性，当然免不了招致强烈诟病了。如此的阿谀献媚，昭示着当前改变文化的伪饰，还原文化的人性，诉求建立“人文精神”的价值谱系，已经是无比急迫的时代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