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9日，备受瞩目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气氛庄严而热烈。 　　在一片眩目的镁光灯当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走上主席台做主题发言。这是相隔15年之后，又一位来自海南省的全国政协委员走上全国政协会议主席台发言。 　　海南之外的媒体更加关注迟福林的身份：一个僻居海南的小小的智囊机构的领军人。会后，有媒体撰文认为，迟福林代表的是民间智囊学者，他的发言意味着中国智囊机构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中国智囊机构，也称智库或思想库，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有研究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还远远不足，但令很多国外学者吃惊的是，在海南这个偏远的中国省份，“作用日益显著”的“中字头”智库甚至不止一家：中国南海研究院（以下简称“南海院”）和中改院一样，在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南海研究和改革研究领域里，都是全国的佼佼者。 　　然而对于海南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智库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当地居民对问路者的回答里，这两家机构分别位于“某酒店的对面”和“某咖啡厅的旁边”。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特区的智慧正荟萃在这安静的小院里，生根、发芽、开花，并把思想的果实从祖国的最南端吹散到全国，直至世界。 　　因特区而生 　　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后的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中改院，认真观看“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周年’改革研究成果展”。他就是陈锦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改院董事局主席，也是17年前设立中改院的决策者之一。 　　17年前的1991年，海南还处在建省办特区的初期。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应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如何实现海南改革开放的突破，都是需要研究和明确的紧迫课题。改革开放研究和培训的迫切需求，加上建设最大经济特区的巨大热情，共同推动着中改院在海口海甸岛荒凉的鱼塘上一步步现出轮廓。 　　与其说中改院选择了海南，不如说特区孕育了中改院。 　　中改院的一份总结中提到，特区的战略是开放，海南的发展离不开开放，“中改院在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也围绕开放的方向实现发展”。 　　诞生于开放的海南的，不只有中改院。 　　就在中改院成立后的第二年，中越两国启动北部湾划界谈判，海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调研和课题研究，积累了研究经验，锻炼了研究人才。海南的南海研究自此打下深厚基础。 　　在政治机遇之下，南海研究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必然的内涵。作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海南1988年建省时，被全国人大授权管辖南海诸岛及附近水域，成为全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南海与海南的发展密切相关，海南未来的大发展终将依托南海。”南海院院长吴士存说。 　　1996年，海南南海研究中心成立，旋即被外交部确定为南海问题研究基地。随着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告一段落，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南海问题。2004年，全国唯一以南海为研究对象的专业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院终于宣告成立，海南思想界又竖起一面鲜明的旗帜。 　　其实，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特区智库并非什么“特例”。《南方周末》在2007年十七大期间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智囊机构的发展是“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冲击。” 　　海南智库只不过适时走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创特区价值 　　2008年3月初，南海院组织了一次“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将多个亚洲国家智库的核心人物请到海南，面对面讨论亚洲的合作。一个月后，以亚洲合作共赢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召开，隐约可见研讨会成果的影子。 　　“智库的产出是什么？”吴士存自问自答，“不过是几张纸而已，然而其中包含的建议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发展，这些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立足海南，海南智库始终在为特区创造这样的价值。 　　就在同一个月的月底，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尘埃落定后数天，一份由中改院撰写的《关于建立琼台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就摆在了海南省领导的办公桌上。 　　其实早在10年前，中改院已经提出“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海南经济特区许多重大改革步伐的背后，都有智库在学术领域积极研究奔走的身影。 　　从海南设立经济特区之初对产权改革和股份制的大力提倡，到上世纪90年代对“小政府、大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积极阐述，从经济领域到行政体制，中改院一直在学术领域扮演着海南改革的重要推手。 　　中改院建院后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当时提出的“特别关税区”在内涵上与现在的“自由贸易区”基本一致。 　　1992年，海南要在全国率先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又是中改院受省政府委托制定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  　　从2002年开始，中改院开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研究，其间数度更新研究成果，在全面阐释“国际旅游岛”概念之外，还拿出了系统的建设方案建议。多年努力，终于在今年实现。 　　近年来，中改院把改革研究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移到行政体制改革，提出“海南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建议。今年海南省两会之后，海南省政府提出，未来5年政府新增财力将主要用于保障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海南建省办特区20周年之际，当“自由贸易区”、“国际旅游岛”、“公共服务”这些词汇成为特区的热门话题，人们不能忽视海南智库一直以来的默默耕耘。 　　除了为琼州大地献计献策，海南智库还不断把特区“先行先试”的价值带到全国的改革之中。 　　在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政府转型和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中改院的建议有些被中央决策文件或政策报告直接引用，有些在中央形成决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的参考，有些成为决策的重要原则和参考依据。 　　在北部湾海上问题磋商、南海争端解决和南海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南海院的研究成果更是直接为我国的总体外交服务。 　　陈锦华说：“海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海南三万四千平方公里所引起的深刻变化，才是中国最大的变化。”海南智库的成果从特区的经验里汲取了养分，再把特区的营养传遍到全国。 　　“改革开放的研究必须和改革开放的土壤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迟福林如是说，“这是我们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因素。” 　　秉特区精神 　　和特区所有的成功故事一样，海南智库白手起家，在特区提供的自由天地里灵活应变、敢闯敢干，终于实现了自我的发展，并把成功的果实散播到全国。 　　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迟福林和吴士存都是媒体“轰炸”的对象。因为他们及其身后智囊机构的建议常常被决策层采纳，他们的言语也许就蕴涵着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气息。对于智囊机构，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功。 　　在两位海南智库的当家人看来，秉承特区的精神，运用灵活的机制，是海南智库大放异彩的重要保证。 　　因此，在学术研究上，海南的这两家智库虽各有所长，但在运行机制上，却不乏异曲同工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规模都很小，中改院不过50多人，南海院更少，只有20余人。但是，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专家网络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智库的研究课题，形成“小机构、大网络”的研究机制。 　　此外，两家智库都致力于“国际化”，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加强国际交流。既可借助国际研究资源，也有利于增加研究经费来源。 　　研究改革开放，又用改革开放的方式研究，并且首先对自己进行改革。改革开放的精神始终是推动特区智库前进的第一动力。 　　“为什么我们总是能吸引到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说，因为在海南智库的平台上他们的意见能够得到客观的表达，并且有可能发挥作用，“这都是充分利用了特区赋予的开放优势。” 　　从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走下来，迟福林感到很骄傲。 　　“国家的很多重大决策，海南的很多发展，我们是起到了作用的。”他说，“你会感到在为国家、为社会做着某些事，这是你做智库的人生价值。”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