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席卷中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为推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清除了思想障碍。文章的作者，当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个人命运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日前，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来到海南，先后做客海南师范大学、特区大讲坛，在报告中纵论改革开放30年。在琼期间，胡福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73岁的胡福明已经白发苍苍，走路也需要借助拐杖的帮助。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尤其是谈起30年前的经历时，表情活泼得像一个年轻人。 　　30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前后每一个细节，胡福明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 　　时势造就英雄。但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绝非偶然。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普通教师。十年“文革”中，胡福明受到了精神的禁锢，也遭受过肉体的折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胡福明兴奋不已，压抑太久的情绪爆发了出来。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在南京大学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福明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福明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呼吁拨乱反正。 　　但很快，胡福明发现自己“比较天真”。当他得知“两个凡是”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1977年2月7日，当时最有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我当时感到‘两个凡是’的本质就是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路线、政策，就是要阻挠拨乱反正。”胡福明想，如果再要发表文章，就该批判“两个凡是”。 　　写文章时，他不敢跟任何人商量 　　“说真心话，我怕，怕当反革命。”说起当年想批判“两个凡是”时的心理，胡福明坦承。“‘两个凡是’是打着维护毛主席，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面目出现的，你批判‘两个凡是’，人家就说你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啊。”“我当时顾虑很多，‘文革’中我已经当过一回反革命了。” 　　经过足足两个月的考虑，胡福明下定了决心：“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要批‘两个凡是’！” 　　1977年6月，文章已谋好篇布好局，胡福明正当要动笔时，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急需手术。 　　那是正是南京最热的时候。胡福明晚上在医院陪护，蚊子很多，根本睡不着。他把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等带到医院，在走廊上翻阅，挑选有力论据，然后写提纲。“实在困得熬不住了，就把几张板凳一拼睡一会儿，醒了再写。”一个星期以后，提纲写好了，两千多字，胡福明的妻子也出院了。 　　“文革”后第一个暑假，胡福明在学校专心致志地写文章。“写了两稿，后来又修改了两稿，一笔一划地写，修改一遍要重抄一遍。”“那时候不要说什么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每次都写得汗流浃背。” 　　胡福明说，他当时给自己立了几条规定。一是要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批判“两个凡是”，把自己的脚跟站稳了；二是要大量运用毛主席的语录；三是不跟任何人商量。“因为我知道风险很大，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当反革命，不要一抓就一大圈。” 　　几经修改，9月初，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在此前，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专刊主编王强华曾向他约理论文章。于是，他把文章直接寄给了王强华。 　　文章还没发表，他便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你仔细掌握一下进行修改。” 　　1978年4月中旬，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当天晚上，王强华把他接到光明日报，带他见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 　　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原本签发在4月2日的光明日报哲学版准备发表。但他看了以后“觉得这篇文章很重要，很重要”，“放在哲学版就太可惜，太可惜了”。杨西光连用了两个“很重要”、“太可惜”。 　　当晚，大家讨论达成了共识：第一，文章要加强现实性、针对性、战斗性；第二，文章可以丰富一些内容；第三，文章要非常严谨，不能让人抓住小辫子，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 　　开会期间，胡福明白天参加哲学讨论，晚上就改这篇文章。会议作总结报告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提了“科学无禁区”的论点。胡福明深受启发，把这句话也写进了文稿。 　　会议结束后，胡福明住进了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写这篇文章。期间，杨西光来看了他三次。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还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胡耀邦同志来审定。杨西光还透露了文章的发表计划。胡福明了解到，中央几大报刊、通讯社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向“两个凡是”发动总攻。 　　最后一次见面时，杨西光同胡福明商量，为了提高文章的份量，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光明日报考虑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胡福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只要文章发表以后能起更大的作用，我都赞成。”    　　胡福明告诉记者，这篇文章他自己前后便修改了10次。 　　在此过程中，对于文章发表可能引起的后果，胡福明不是没有担忧过。还在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期间，胡福明曾请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黎克明帮助打听情况。黎克明先后从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了解情况，打听完后呢，回来郑重地告诉胡福明，“你已经卷入中央最高层斗争的漩涡中心去了。” 　　“中央内部斗争尖锐得不得了，你怎么插了一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黎克明提醒道。 　　“我的思想准备是两个字，‘坐牢’，我已经准备好了。”胡福明说，“我要坐牢的话，你得给我去送饭。” 　　在他感到政治压力巨大时，小平同志解了围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第一版，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文章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次日全文转发。 　　文章发表后，“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胡福明感到政治压力非常之大。 　　然而，正是这篇被批为“砍旗”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注意。 　　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 　　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很少有一篇文章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但胡福明坦言，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新，所阐述的观点是一个基本哲学常识。“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都懂，一般高校哲学老师、中学政治老师都明白。”  　　回首往昔，胡福明仿佛又回到了风华正茂之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应该报效我们的国家，报效我们的人民。”胡福明的言语中，又多了一份激昂。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