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我与电视的缘份竟是这么深，没想到我后来的十年竟是在与电视相伴中度过，最后是从事电视这个岗位上退下来。 　　三十年前，大约是1973年吧，我那时在乡下一个小学当老师。一天傍晚，校长与我们聊天，他说：“现在有一种东西叫电视，可以天天在家里看电影。”我当时惊讶得很天真，心里想，电视是个什么模样？现在电影一年都难得看上几回，哪能盼得到有电视这种神奇的东西，能天天看电影，而且是在家里？ 　　一直到1981年，我终于看到电视是个什么鬼模样。那是文化站放录像，我围着它转了好几个圈，打量着它的神奇。也大概是从这时起，开始有华侨陆续带回电视机。说是带，实际上是国家允许他们买。都是日本货，“日立”、“乐声”什么的。不久，县城里也开始有卖了，但得有“侨汇证”或“购买券”，而且价格昂贵，非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 　　1983年6月中旬，我到广州参加一个创作会，我的一个侄儿托我到广州代他买了电视机，不大，是14寸吧。回来那天我拎着它到汽车站，人家说得给电视机买一个座位的票，我一愣，心痛地退了票掉头去买船票，让它躺在我的身旁带回家。过了二年吧，侄儿说，这东西里的人一年到头都不换衣服（那是个黑白小电视），于是，他就换了个大一点的（16寸）能天天换衣服的电视机--彩电。 　　我们家到1986年才有电视机。那是一个亲戚家华侨给他们一连买了几个，于是那台旧的便半卖半送给了我们家。有了电视机，家里每天晚上象过节般热闹，左邻右舍大人小孩天一黑便满满地挤到一块来，有滋有味地看电视里的人走来走去，有说有笑，打架打仗。后来，我家里慢慢冷落下来，因为我们这条红土小街上有电视机的人家多了起来。我带着这台电视机东奔西走。前几年，儿子说，换台大的吧，他出一半，我出一半，又买了一台29寸的。 　　有了电视机，看电视成了我们家多年以来不可或缺的一个生活内容。生活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丰富多彩起来。汶川大地震，让我们一家人泪汪汪的，北京奥运，让一家人又叫又喊。小孙女才4岁，竟从电视上学会唱不少歌，学会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 　　没想到我后来竟办起电视，再后来竟成了电视人。 　　那是1992年来，我在乡下工作，镇里广电站站长邀我到中原镇去看有线电视。他说，咱们也办一个吧。我说，行。1993年春节前，随着一阵爆竹热烈爆响，镇里的有线电视开通了。第二天一大早，一位老干部找上我，劈头就说：“老冯，你他妈的干的好事！”我一怔，忙问：“什么事？”他说，“你搞什么鬼电视？昨天晚上，我两个儿子一个要看打球的，一个要看打仗的，兄弟俩操起了扁担。”我说：“那你给他们再买个电视机不就得了？”一时，一屋子的人轰地都笑了。 　　1998年，我被调进市广播电视台，当了十年的电视人。为了村村通广播电视，我曾翻山越岭，进苗寨，下渔村。我还在乐城岛上，在烟塘乡下，栽电杆，拉电线，装“饭锅”（天线），办有线电视站。为了拍专题片，熬夜赶稿子不说，还得在七八月大热天里，在万泉河上整整漂七八个小时。为了拍一个小戏，我写剧本，抓排练，拉上一车机器人马，拍了一天，回来，陪我的那帮小兄弟忙一个月，居然拍出一个电视小琼剧出来。 　　30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视机不也叫人感慨良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