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不同，中国正在通过加“杠杆化”的经济刺激政策，意图实现经济的复苏和结构调整。政府的这种刺激政策，本身的确值得赞许，无疑，这比政府全部直接投入对经济的带动力要大很多。特别是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意味着民间投资的潜力极为巨大，政府通过加“杠杆化”的政策，一方面撬动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又能够避免对民间投资的挤压效应。因此，加“杠杆化”的政策在当下的语境中，其积极意义是多元的。 　　然而，实事求是地考察之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并不如预想般乐观。第一，民间投资的意愿依旧不强，目前已经在建的4万亿元的项目，基本上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二人转”，民间投资鲜有介入的冲动和意愿，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4万亿元的刺激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第二，居民的消费意愿依然不强，从前四个月对GDP的贡献看，投资依然居功至伟，消费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明显低于同期；第三，货币政策虽然目前处于史无前例的宽松状态，一季度货币投放近5万亿元，但在企业去库存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这种“抢跑”让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楼市空转，并未进入实体经济；第四，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有沦为政策“白条”的可能，税收机关在增收的压力下，可能冲抵减税政策的“杠杆效应”，进一步恶化企业的生存状况，延缓企业复苏的步伐；第五，关键改革进展迟缓，比如在垄断领域，民间投资进入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杠杆”的带动力；第六，民生工程的政策力度低于预期，4万亿元投资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高达37.5%，资金规模1.5万亿元，而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资只有1500亿元。 　　毫无疑问，就人类对经济危机的认识和治理而论，我们早已经超越了“无为而治”的阶段，那些认为政府在经济危机中什么都不要做的论调，不过是为早已为时代所抛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招魂而已。而且，就中国经济的禀赋而论，没有政府的加“杠杆化”政策，恐怕很难让经济体自身完成转型和调整。加“杠杆化”政策的效果不理想并非政策本身之错，错在确立了一个以GDP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构调整和民生为导向的终极目标。 　　而正是这种以GDP增长为终极导向的定位，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实际效果。既然要保增长，则政府的公共投资必然成为当仁不让的“男一号”，政府投资不要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压已属万幸，遑论撬动作用；既然要保增长，中央和地方财政就不能大幅滑坡，通过减税杠杆挽救困境企业就不会有实际行动；既然要保增长，就不能让房地产等带动力很强的产业按照商业周期进行调整，支撑高房价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既然要保增长，就会推迟打破垄断等关键领域改革的步伐；既然要保增长，社保等民生领域的工程势必成了点缀和安慰性的举措。 　　笔者认为，在这种以保增长为终极目标的价值取向下，“杠杆”的实际带动效果至此，自是意料之中。单从带动力评价目前的政策，的确不能算成功。特别是，在财政增收困难、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加“杠杆化”将大大增加中国银行系统的风险。其实，如果分析一下目前各种政策“杠杆”的终极目标，比如，调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意味着银行将成为本轮经济刺激计划的最大买单者，而在房价依然没有调整到位、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延续的情况下，这必将进一步将房地产的风险叠加到金融系统。 　　由此，笔者建议调整以GDP为导向的政策取向，加“杠杆化”的政策不能仅仅限于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意义不大的GDP增长，而是应该立足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立足于就业、消费和民间投资的启动上，加“杠杆化”的政策应该是改革导向、民生导向和转型的导向。否则，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本来幸免于难的银行等金融系统可能成为“杠杆化”的牺牲品，导致金融风险。建议——— 　　涵养税源，坚持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给企业以喘息之机，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年的减免税措施； 　　下猛药撬动民间投资，靠央企等可以拉动投资，但吸纳劳动力有限，而撬动民间投资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因此，必须将反垄断提高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 　　真正实施富民工程，通过收入分配的第三次改革，将沉淀的社会财富通过一定的途径回归民间； 　　下狠心解决社保等问题，10万亿元的社保缺口一日不弥补，内需就很难真正启动； 　　与过于依赖房地产的畸形产业结构诀别，一个靠房地产、垄断企业和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体长远来看是没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表现出无奈，更不能讳疾忌医，不利用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时机下决心优化产业结构，恐怕到将来更难摆脱房地产对经济和银行的“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