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从最初写《激荡三十年》，到日前《跌荡一百年》的出版，吴晓波前后历时多年，从李鸿章和盛宣怀，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相似的历史情节一再上演。官商、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何缺乏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有哪些特质？近日，吴晓波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下卷）已经出版，《跌荡一百年》（下卷）记述的是1938—1977年间的中国商业历程，这段岁月因为历经战争与动荡而无比曲折，但却赋予了我们走到今天的信心与勇气，因此具有别样意义。 　　两本《跌荡一百年》中，吴晓波延续了他标志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娓娓道出自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商业历程与艰辛岁月，这里包含着故人们的呐喊、激情、梦想与失落。 　　比如，在描述解放前国民党之所以不断溃退的原因，吴晓波关注到了经济层面的巨大差异：“在晋冀鲁豫边区，杰克·贝尔登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军队纪律严明，官员清贫精干，民众安居乐业……这里的农民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国统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但是，这里的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 　　再比如，在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吴晓波记述当时中国的商业现状：“‘一五’建成了156个大项目，这些都离不开苏联的扶持。五年中，有8500名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这是一支不应该被遗忘的‘国际纵队’。但‘156工程’却最终成了一个遥远的、似乎已经消失的过去……”吴晓波解析这些尘封往事中蕴含的秘密，读者在重拾往事时，有种难以言表的厚重。 　　 　　 　　 　　 　　 　　探寻企业家基因 　　海南周刊：继《激荡三十年》后，《跌荡一百年》（下）日前出版，完成了你“企业史三部曲”之二，能谈谈“企业史三部曲”最初选题时的背景吗？ 　　吴晓波：2004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发现所有研究者均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奇迹充满好奇，但是却没有一本能够让他们整体了解这段变革历程的著作。 　　因此，我与肯尼迪学院达成了创作中国企业史研究项目的意向，于是便有了2007和2008年的《激荡三十年》（上下卷），之后我又溯流而上，将这一条研究线延长到1870年，想将中国的30年商业变革放到100多年的历程中来看，于是便有了《跌荡一百年》（上下卷）。 　　2004年深秋，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闲谈。其间他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样的疑惑也触动我追溯更遥远的商业历程。 　　海南周刊：你说，对历史的追溯是为了更自信地走向未来，对一个“下落不明”阶层的追寻，如何认知这个新阶层？ 　　吴晓波：企业家阶层一直存在，但却始终被忽略了。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在他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这就是现状，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们。 　　海南周刊：1977年以前，就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来说，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吴晓波：晚清的企业家都想着报效国家，追求商业利益与民族大义之间的平衡，试图挽救一个昏昏坠落的帝国。民国有一段时间里，企业家阶层为了逐利而丧失了基本原则，甚至出现了逆潮流的转变，这是企业家阶层的迷茫时期。而当面对外敌入侵时，企业家阶层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到内战时期，中国的民族企业家阶层又不断遭受国家力量的压制而再度陷入迷茫。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命运，始终是跟这个国家的命运牵系在一起的。 　　企业家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力量 　　海南周刊：在你看来，中国企业家有哪些特质？ 　　吴晓波：逐利是商人的天性，但我觉得在中国企业家身上，也经常能看到理想主义的光环。而有时候，是在这两者间摇摆。 　　海南周刊：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吴晓波：自洋务运动以来，实业救国、实业强国一直是中国企业家们的追求。在某些时候，他们甚至比“追逐利益”更加急迫和热烈，因此涌现了张謇、卢作孚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在那时，他们几乎充当着民族英雄的角色。 　　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的崛起，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重要力量。 　　海南周刊：未来30年，你希望中国企业发展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吴晓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的成长很不易，要不停地与外来力量、国有力量竟争，在未来，这样的格局相信也很难改观。 　　我希望中国民族的自发力量能承担起国家富强的主力。 　　海南周刊：你觉得这本书是给谁看的？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的读者会聚集在对历史感兴趣的企业家、历史学者等人群内，因为我提供了一种解读历史的新视角，而企业家们也需要从中寻找这个阶层走来的轨迹与路径。 　　海南周刊：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 　　吴晓波：一种新视角吧，毕竟此前，没有人从商业的角度思考过这个国家的成长。 　　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海南周刊：在书写中国商业史过程中，你的职业准则是什么？ 　　吴晓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而且只应当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不应该为任何利益集团做“代言”。 　　我很喜欢德鲁克在《旁观者》中一段话，“我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我终于发现我不属于那一群人。”这个一辈子住在小城镇里的著名老头，他终生站在商业世界的核心，却一直做了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对于商业和财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再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但我会永怀廉耻之心”的话，这段话被年轻的朋友在网上骂得狗血喷头，不过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 　　我们必须行走天下、阅人无数，我们必须览尽春色、尝遍佳肴，我们必须知道商业是怎么一回事，才可能心怀中正，从容平和。作为一个书写者和记录者，你一定要是一个旁观者。 　　海南周刊：从学新闻，到现在做商业历史研究，给人感觉跨度很大？你是如何做好的？ 　　吴晓波：我在新华社工作了十几年，那时是跑财经线的，经此完成了转型。新华社对于个人而言，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可以让我不计成本地采访任何想采访的人，那时完成了最初商业常识的累积和训练。　　 　　海南周刊：你有自己的小岛，有美满的家庭，还有自己的书，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财富方面，我们如何才能够像你一样自由？ 　　吴晓波：首先是要会理财。人不理财，财不理人。其次，是对待财富的姿态，我信奉“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但永远怀着廉耻之心。最后，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因此我们要将财富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让时间浪费在美好的基础上。    　　Q&A